二 老师与校长

在第四师范中，教国文的袁大胡子名仲谦，字吉六，态度特别严厉，常用教鞭敲同学的脚，但教课很生动，能引人入胜，批改作业也很认真。

后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教国文仍是袁大胡子，教哲学的是杨怀中先生，教修身的是徐特立先生，这些老师都是毛泽东和周世钊所尊敬的老师。

周世钊的作文常被袁先生令重钞传观，并在一次作文批语中说，文有庄子气息。有一天，袁先生到自习室巡视，看见周世刽在阅读礼记注疏，大为不满。认为看这些注疏会影响作文，使文字无雄健畅达之气。袁先生叫周世钊立刻停止看这些东西，因为袁先生是教学生学桐城文的，周世钊只好将从图书馆借来的注疏交还了。

有一次作文，是在教室里作的，限两小时交卷，袁先生始终监临等待交卷才高教室。袁先生常走到行间巡视学生作文，他很重视毛泽东的为人和文字，看到毛已写了大半页文章，但在题下用小字注了“民国 X 年 X 月 x 日本期第一次作文”一句活，袁先生大不满意他说：我的题目上面没有的字不要写上，嘱令毛撕去改写。大约又过了半小时，袁先生又巡视到毛坐位边，见毛未改写，生了气，拿起他的作文本，将已写了的两页作文撕去，教毛从头写过。这样一来，引起了毛的愤怒，立即站起来，责问为什么撕坏他的作文？ 要同他到校长室去辩论。这样相持良久，袁先生无话可说，悄悄走开，毛泽东才坐下来，将撕去的作文重抄一遍，继续写完这篇文章，题目下面仍用小字注出“民国 X 年 X 月 X 日本期第一次作文”字样。

一师教师中有特别为同学们所敬爱的如杨昌济、徐特立先生。他们不但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传授学生以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艰苦朴素的作风，笃实真诚的品质，感染同学，这点感人最深。

一师同学大都出身贫苦的家庭，能刻苦向学。同学们受到杨、徐等先生的教育后，有不少人更能激发志气，勇猛精进，希望自己成为拔出流俗、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物。

毛泽东、周世钊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达五年半之久，濡染既久，影响自深， 因而有了比较强烈的上进要求。

一师同学尊敬徐特立，也爱听徐特立的话。徐特立常常悦，读书应守少字诀，读一页就应熟一页，读一书就要通一书。贪多求快，纵读得多，终将一无所得。有的人吃饭也看书，睡眠时间也看书，实际上将一无所得。他说， 我有一个原则，不动笔墨不着书，书中重点常用笔勾画出来，或加圈加点， 眉头上还写适当的提要或批评。

在徐特立的谆谆教导下，毛泽东、周世钊等同学读书贪多求快的作法有所改变。特别是毛泽东，他读书有“四多”的习惯，“四多”就是读得多， 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与徐特立的教导相符合。毛泽东在上课时有讲堂录，自习时有读书笔记，每夜还要写日记，另外还有摘抄本，以抄录书中精粹的理论，甚或抄录全篇。他所抄《离骚》全篇，至今仍保存在第一师范。

杨昌济先生在一师时，初教修身，后教哲学。他以《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伦理学原理》等为教材。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热爱他的伦理学，希望以之培养有高尚远大理想的人物。他在上课时有一句常说的话：“没有理想的人是庸俗的人。”这是一句感人很深的话，毛泽东、周

世钊等多数学生都长期不能忘记这句话。

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学生常到杨昌济家中讨论哲学问题。杨对他们鼓励备至。他写的诗中有“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往长天”之句。他常常勉励学主要有改造社会和国家的远大抱负。要有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他还说：“人属于社会，则当为社会谋利益。”

其他的一师老师，如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也是毛、周所尊敬的老师。

从第一师范毕业以后，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和周世钊解放后在湖南省政协共事，并且成为朋友。徐将立在 1927 年入党后基本上和毛泽东在一起战斗。解放后，徐特立和周世钊有很多交往。1958 年， 周世钊著的《我们的师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中写的就是徐特立的故事。在文革期间，周世钊去北京曾较长时间借寓徐特立与王季范家中。王季范系毛泽东的姨表兄，他和周世钊的关系甚为密切，他的孙女王海蓉对毛泽东和周世钊都十分尊敬。黎锦熙在解放后与毛泽东、周世钊都有来往。文革后期， 他还将其《预立遗嘱》寄给周世钊，可是他比毛、周都活得长。他是 1978 年在北京去世的。

方维夏在一师先后担任博物、农业教员及学监、学监主任。他痛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为人公正，品德高尚［4〕。

一师校长张于是中路师范毕业的学生，原在一师教数学，当校长时年仅30 岁。他为人精明强干，言词善辩，又好社会活动，特别是交结官府。同学们对他一味奉承政府指挥，对学校工作没有什么建树，感到很不满意。他是湖南新化人，一些熟悉他家庭情况的新化同学每每批评他待兄嫂侄子刻薄寡恩的事情，更引起同学们的鄙薄。

有一年六月初，湖南省议会忽然决议：全省师范，自本年秋季开始征收学生杂费每期十元。这个决议在报纸上公布后，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大家七嘴八舌都说，这是张校长为了讨好上面而建议的。一夜之间，这种说法传遍全校，特别是第九班有几个胆大性躁的同学，在聚商之后，提出全校罢课， 以达到推翻张校长的目的。次日凌晨，派人与其他班商定：除第二班第三班修业满，为避免妨害他们的毕业考试外，自第四班至第十二班即日全体罢课， 并推第四班王姓同学草拟了罢课宣言，历数张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

大概是上午十时左右，油印的罢课宣言已经发到每人手中。当时，周世钊和毛泽东都在传达室门外看这份宣言，毛泽东感觉这个宣言写得不好，于是对周世钊说：“这个宣言指责张干的私德的话大多，说他对兄嫂不好，对侄子不好；而对办理学校不好人说得太少。我们罢课是反对他当校长，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这个宣言实在文不对题，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与你去写过一份如何？”周世钊胆子小，怕惹祸，只好说：“你一人就可以写好，不必我去。”毛泽东一个人拿着纸笔走到校后山上君子亭，只花了一点多钟就写成了一篇内容充实、气势磅礴的《驱张宣言》。毛泽东将写成的稿纸交给王柄同学，叫他商得罢课组织主持人的同意，连夜守在石印局印出近千份，分发校内校外，特别是教育司、省议会、省政府以及省垣大中学，唤起人们认识张的可驱，课的可罢，使官厅对张的失职有所知晓，这篇宣言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罢课持续了六七天，教育司才派了一个督学来校处理。罢课主持人通知各班同学：准备回答督学提的问题。毛指挥每人都写好一张“张干一口不出

校，我们一日不上课”，或“张干一离校，我们就上课”，并写上班次，签上自己姓名的条子，持在手中，等到集合听督学讲话，征求大家意见时，即将所写条子交值周生送给督学。督学见无别的办法，只好当众保证张校长下学期不再来校，并劝同学们上课，结束这学期期考。因为这时已是六月中旬， 只有两个星期就要放假了。同学们认为罢课已经胜利，遂同意宣告复课。

但是等到同学暑假离校回家以后，张干却经过一段调查（主要依靠一部分新化同乡学生的告密）之后，开了一个全体教职员会议，打算开除二十来个与罢课风潮有关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名单之内，经王季范、杨昌济、袁吉六诸先生力争，才将他的名字涂去。张千还是给毛泽东记大过的处分，最后确定开除了 17 个同学，其中最不合理的是把那夭送意见条给督学的值周生全部开除了。

毛泽东、周世钊在一师的最后两年，校长换了孔昭绶。他是第二次任一师校长的，第一次任一师校长的时间很短，被政府把他作革命党缉拿，化装逃脱，此次重任校长，想把学校整顿一番，故尔采取了一些比前任几个校长较得学生欢迎的新措施。

首先，孔昭缓率领学生修操场。一师的操场原来只有校墙外隔街道一块不到一亩的荒坪，孔校长见学校后山上可辟成操场，因此号召全校组织志愿劳动队，负责修理操场。毛泽东、周世钊首先响应参加.同学五六十人继续报名，组织了志愿劳动队，每日下午课毕，队员争先恐后去挖土运土，历时两月，辟成了广阔平坦的操场。在这两月中，孔校长也参加了 30 多天的劳动。

此外，孔校长还组织了学生军。为了使学生有比较好的军事训练，除学校课程中原有的军事课之外，他又于 1917 年春组织学生军连，以军事操教师雷先主力连长，学生分任排氏与班长，没有真的枪支，就以军事操课用的木枪作练习的武器，每周练习两次。毛泽东、周世钊很赞成这种组织。毛泽东在连里任秘书，实际上是主持了全连的活动计划。

孔校长的新措施中还有“人物互选”及“改组学友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