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年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

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干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党狠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泽东 一九二○·三·一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这封长信是从北京北长街 99 号寄到长沙的。信首的敦元兄系周世钊的字号。毛泽东说：“我规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而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 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共同过共产的生活，他说：“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从这两处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周世钊的青年友谊真诚深厚，一个人的青年友谊是最重要的友谊，他们正体现了我国古著作

《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