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钊上

1972 年 8 月 10 日

我国 1972 年的政治形势，诚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3 周年时的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夺取新的胜利》中所指出的：“放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认真搞好批修整风。⋯⋯抓紧革希大批判，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 以推动各个领域的斗、批、改继续健康地发展。”当时，江青与美国女记者的谈话整理成的《红都女皇》成了国外畅销书，书中泄露了国家重要机密， 并暴露了江青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尖锐。

然而，这封象诗一样美好的朴实无华的信是在 1972 年 8 月写的，信中说， 要严惩林彪一伙；要落实干部政策：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对青少年问题阐述很多，讲到共青团，少先队，而没有“红卫兵、红小兵”的字眼，要培养各种专家，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文科大学要设置历史研究所，要出版各类书籍；反对打击报复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写出，才能敢于上送的。这种认识与胆略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此信是 1972 年 10 月 2 日毛周会见后由周面交毛的。这也可算是周世钊三谏毛泽东。

苏浚在《鸡鸣偶记》中给畏友下了个定义：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而著名的《胡氏家训》又说：畏友甚于严君。周世钊在 1972 年 8 月的气候中能向毛泽东提出如此八条，难道不是畏友、净友、挚友吗？只有交深而才能言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进言的信任（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