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九州明月系离肠

1936 年 5 月，周世钊接到毛泽东发自延安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告诉周世钊：共产党正与国民党协商合作对外（抗日）。周世钊读后感到很是兴奋， 但是感到惭愧。这封珍贵的信件已在动荡的年代中散失，可是直到周世钊逝世前夕，他仍记忆犹新。

当年周世钊曾说，这几年醉梦糊涂的生活已将过么一点进步的芽蘖摧折殆尽，实在不应该得到领导中因革命的友人毛泽东的关怀问讯，感到自己的落后实在太远了。当时，他觉得教书是清高自适的生活态度，也是消磨他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的好办法，整天教书、阅卷、看戏、打牌。解放后回忆起来，周世钊认为这是消磨岁月、麻醉精神而已，是可耻的颓废的生活，忘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不敢面对血淋淋的斗争现实。对于正在西北和东南方面进行的革命斗争，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周世钊认为自己马日事变前后同情革命的心情，已因时间的过去，环境的变迁而没落了，因而自疚地说自己是怯懦无用的人。

然而，周世钊毕竟是受友人毛泽东深深影响的人，他引以自慰的，是没有离开教员生活，没有堕落到反动的党痞团棍中去。在反动军阀何键血腥统治下的湖南，到处发生杀人流血的惨剧，到处展开“皮刀”、“钻子”的斗争，到处充满蝇营狗苟的活动，恶臭熏天，乌烟匝地。周世钊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旧日的同学纷纷投靠反动统治集团，钻进反动的党政军机关中去， 以充当反动统治集团的走卒为荣，陷于堕落、混俗、罪恶的深坑不能自拔。周世钊从灵魂深处鄙薄这些人，认为他们是愚昧卑下和可耻的。因此，在这几年中，有人劝周世钊任校长，或考县长，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周世钊都没被劝动。有人介绍周世钊到反动军队中当书记官，他也拒绝了。易培基在南京任伪农矿部长，曾要周世钊去工作，他婉辞未去。周世钊觉得在那样昏天暗地的环境中，教书是清高的工作，学校是桃花源，培养抗战的学生是有利于民族的，他认为中国已到危亡的边缘，应该大家起来枚国，学生应该用功学习，成为有救国本领的人。

延安和湖南，地理上相距 2000 公里，政治上，一是共产党中心，一是国民党统治区，两地要互通书信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向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写信，更是困难重重，顾虑重重。然而，大约在 1937 年前后，周世钊曾从长沙

致函毛泽东，毛泽东也确实收到了周世钊的信。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5 日致周世钊函中写道：“延安曾接大示［22］。”其意即指这一封困难书信， 毛泽东在十多年后仍然记得，周世钊更是印象深刻。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战，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的强烈愿望，要把中国再度投入反革命内战的黑暗深渊里去。毛泽东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率领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重庆，虎狼之地，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抗战时期的陪都，而毛泽东深入虎穴，系安全于危难之中。在长沙的周世钊，得悉毛泽东到了重庆，甚为友人的安全担忧，冒着风险致函在重庆的毛泽东，关怀友人，提醒友人警惕。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5 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

〔22〕。”可见周世钊寄重庆的关怀信丢失了。

1946 年初，长沙的周南女中结束了逃难八年的蓝田历程，回到长沙泰安里旧址。周世钊拖着疲惫的身体，携着妻小随校园到长沙，他回顾八年逃难教书生活，觉得年华虚度，一事无成，心里感到特别空虚。加之国统区伪币贬值，物价飞涨，历年教书积蓄存放伪银行的一点钱也已变得一文不值，家庭生活十分困窘，心情更加烦闷。回长沙后，他虽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务主任，但一些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教师暗中排挤，使他的教务工作很困难，更觉得意冷心灰，愁肠百结。在这种心情下，只得借粉条消磨时间，写诗发牢骚，写的诗随写随丢，多数不复记得，后来，只回忆起一首《七律·感愤》：

人世纷纷粉墨场，独驚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卅载专毡调骏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这首诗约写于 1946 年。

九州明月系离肠，这一对友人的心在明月之下仍是相互联系的。

周世钊在诗中称自己是“卅载青毡凋骏骨”。而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5 日致周世钊函中则不同意此一说法。毛谓：“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 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