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约和影响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各种因素

国际政治关系、美国与其他国家核力量的对比、核战略、核力量发展政策、技术发展、经济、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等因素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产生影响和制约。

（一）国际政治关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美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通常影响美苏核军控谈判进程的状况和速度；反过来，核军控谈判的进展又常常促进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的缓和。可以说，在当时，美苏核军控谈判是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的“晴雨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核军控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由主要企图削减前苏联的核武库转到侧重防止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国际政治关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

1、在美国与前苏联关系方面。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当时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它们之间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首当时世界政治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各种矛盾的变化和发展，美苏关系在不同阶段也分别呈现出紧张和缓和等不同的特点。因为核军控谈判是美苏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之一，所以，当美国需要缓和美苏双方关系时，就常用推进核军控谈判的方法来减少两国的紧张关系，这时美苏核军控进程有可能取得进展；当美苏关系紧张时，美国也往往用推迟或中断核军控谈判的方法来向苏联施加压力，这时美苏核军控进程就停滞不前。例如， 70 年代初，美国有缓和美苏关系的需要，因此推动核军控谈判，与苏联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一系列核军控协议，从而减少了美苏关系中的紧张气氛。但 70 年代末期以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趋于紧张。因此，美国中断了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美国国会搁置了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这些行动又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

2、在盟国关系方面，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1983 年底，美苏中导谈判破裂，西欧各国为使该谈判早日恢复，纷纷提出各种倡议，并为美苏首脑会晤牵线搭桥，从而推动了美苏向达成中导条约的方向前进。又如，为使美苏中导谈判达成的协议不会损害西欧的利益，西欧国家进行了大量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方面。70 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这种大三角关系对美苏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一定的影响。美国著名军控问题专家约翰·纽豪斯说，“ （1971 年）7 月中旬，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尼克松将在翌年初访问中国的消息。⋯⋯从此，进入了三角外交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在（美国向中国）开放的帮助下，最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该条约几乎禁止了反导弹导弹才有可能于 3 个月之后在莫斯科达成。”

4、在第三世界国家方面。美苏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冷战结束后，这种影响和制约正在增加。例如，防止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已成为美国核军控政策考虑的重点之一。

（二）美国与其他国家核力量对比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冷战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美苏核力量对比方面。美苏冷战结束后，俄

罗斯继承了原苏联 80％的战略核力量。美苏（俄）核力量对比是美国核军控政策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美国有关对苏（俄）的核军控政策都是双方核力量对比的反映。这在美苏冷战时期主要表现在：

1、美苏双方核力量的大致均衡，是它们核军控谈判取得任何成果的前提。例如，50 年代末之前，美国的核力量与苏联的相比，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苏联的核武器还不能威胁美国的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缺乏对等谈判的物质基础。美国根本不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达成核军控协议，苏联也不愿在核力量对比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用核军控协议来束缚自己发展核武器的手脚。因此，在此期间，美苏没有达成任何核军控协议。到 60 年代初，苏联开始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从而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互相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开始形成，所以美苏产生了寻求某些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双方开始陆续签订了一些核军控协议。 2、美苏核军控谈判的进程随着双方核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美苏之间

的力量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当它们力量对比的天平出现倾斜时，力量上升的一方试图利用核军控谈判来维持自己的有利地位，而力量下降的一方则利用核军控谈判来限制对方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后者作出较大的让步，才能达成妥协。例如， 70 年代初，在美苏核力量取得大致均势的情况下，苏联核武器发展速度快于美国，是力量上升较快的一方。因此，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美国作出较大的让步。又如， 80 年代中期后，美国囚前一段大力扩充军备而成为力量上升较快的一方。所以，在中导条约中，苏联作出较大的让步。

（三）美国核战略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核战略是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核军控政策的理论依据。

50 年代，美国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慑止和打赢各种战争的希望都寄托于核武器。因此，美国根本不愿意与苏联达成任何核军控协议。

60 年代下半期至 70 年代，美国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思想，苏联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战略思想。根据这一战略思想，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重点应该是减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因素，确保双方进行核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当时它认为，一方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威胁到另一方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因此，美国主张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同意将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向上平衡”。

1983 年，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并主张用“相互确保生存”理论来代替“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自那时以来，美国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主张在核武器数量上“向下平衡”，同时不允许苏联达到限制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的企图。

（四）美国核力量发展政策对美国核罩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的核力量发展政策是它核军控政策的重要前提。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必须以不阻碍其核军备发展为条件，并尽力适应它发展核力量的需要。

例如，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美苏都将发展分导多弹头导弹作为它们下一步核力量发展的重点，因此，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未能就限制这种武器的发展问题达成协议。“在公开场合，每一方都为未能达成协议而指责对方。但实际上，美苏双方都没有因在会谈中未能限制分导多弹头运载

工具而表现出特别沮丧”。

又如，在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起初一直坚持禁止机动洲际弹道导弹。1989 年 4 月，布什政府决定把已部署在导弹井内的 50 枚 MX 型洲际弹道导弹重新部署到铁路机动轨道车上，并继续拔款研制可在公路上机动的“侏儒”小型洲际导弹。在这之后，美国才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作出让步，同意放弃禁止机动弹道导弹的立场。

（五）技术发展对美国核罩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这里所指的技术包括军事技术和核查技术。一般来说，军事技术的发展是活跃的，它往往影响核军备控制的稳定性，而核查技术的发展则对核军备控制进程起推动作用。

1、军事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国和前苏联只有在某一领域的军事技术形成相对均势后，美国才愿意与其在这一领域的军控问题上达成妥协。例如， 70 年代初，美苏都己掌握了地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技术，而这一技术在当时尚不过关，在军事上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此双方达成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又如，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美苏都掌握了分导多弹头技术，因此双方才在为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规定向上平衡的限额问题上达成协议。

第二，当美国在某一武器技术上领先而它又在战略上需要该武器时，它是不会同意限制该武器的。例如， 8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战略防御系统”的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它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军控谈判中坚决反对对该武器系统的发展实行限制。

第三，当美国在某一武器技术上落后时，它会在以下两种方法中择其一：如美国准备或正在发展该武器技术，它会在军控谈判中不同意限制该技术的发展；如果美不打算发展该武器技术，它会在军控谈判中要求对该技术进行限制。

第四，美国在军控谈判中一般只同意限制过时的或当时还无法达到的技术，而不限制它正在大力发展的新军事技术。

第五，一项能代替原有军事技术作用的新军事技术的出现，将促使美国与苏联就限制原有的军事技术达成协议。例如. 60 年代初，美苏都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并且都在大气层核试验中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双方达成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部分核禁试条约》。

2、核查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

第一，核查技术的发展可以为美苏核军控协议提供心要的条件。例如， 60 年代末美苏都已掌握了卫星侦察技术，可以监视彼此战略核武器的部署和发展情况，这为美苏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提供了必要的检查、监督手段。第二，核查技术的发展往往赶不上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美苏的许多

核军控项目往往因核查问题解决不了而难以达成协议。

（六）经济因素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

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长期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核军备控制则有可能为美苏核军备竞赛制定某些规则，适当放慢军备竞赛的速度或削减某些过时的、多余的核武器，从而节省部分费用。因此，美国在制定核军控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到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有愈益增大的趋势。从 40 年代下半期

至 60 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经济境况良好，因此，它在这一时期的核军控政策

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小。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美国由于在侵略印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济发生困难。与此同时，苏联也感到需要适当减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负担。因此，美苏在这一时期签订了若干可以使它们节约费用的核军控协定。 1973 年 6 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声称，如果没有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仅在 1973 财政年度内，他就不

得不要求国会多拨给国防开支 150 亿美元。

8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维持和发展其庞

大核武库所需的费用越来越大。如发展 MX 型洲际弹道导弹需耗资 300 至 400

亿美元，建造 1 艘“三叉戟”潜射弹值导弹潜艇需耗资 13.5 亿美元。因此，美国对核军控和核裁军的愿望更为强烈，先后与前苏联（俄罗斯）陆续签订了《中导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七）美国内政治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美国核军控政策不仅受到国际政治中斗争和妥协的影响，而且受到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甚至美国领导人本人的能力、品质、风格等因素也可能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1、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政治组织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在美国，总统虽然对核军控政策有最后决策权，但在制定政策时他要受到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其中对核军控政策形成影响较大的机构有：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军种、中央情报局，各种利益集团等。

国会因掌握有对军费预算的审议权和对军备控制条约的批准权，所以对政府的核军控政策有相当大的作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等机构实际参与政府核军控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它们的意见对总统决策有直接影响。

各军种主要是经由三条渠道对政府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二是通过国会议员、三是通过向政府提供其他国家发展军备方面的情报或研究报告。

中央情报局主要是经由两条渠道对政府制订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通过向政府提供有关世界各国的情报或研究报告。

各种利益集团则主要是通过游说国会议员，间接地对政府的核军控政策施加影响。

例如， 60 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曾以批准一项地下核试验计划，来换取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支持。70 年代初，尼克松为得到共和党右翼、国防部和各军种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支持，同意发展“三叉戟”潜射导弹、B—1 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70 年代末，卡特总统批准建造 MX 弹道导弹，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支持。美国著名军控问题专家约翰·纽豪斯曾指出，总统处理军控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才能在其政府内部，特别是在国防机构内部，以及国会内部成功地兜售其政策。由于国会越来越处于派系纷争的无政府状态，总统兜售其政策也愈加困难。从杜鲁门以来的历届总统在有关超级大国问题上的许多（也可能是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迫

于政府内部施加的压力而作出的”。①

此外，总统属于共和党还是属于民主党对核军控政策也有影响。在冷战时期，一般来说，属于共和党的总统签署的军备控制协议比较容易在国会获得通过。因为“在国会中，始终存在一个右翼参议员阵营，他们反对不管是属于共和党或是属于民主党总统所签署的任何军备控制协议。但是，如果总统是民主党，敌对阵营就会更大些”。①

而且，美国总统的任期时间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据统计，在冷战期间，没有一项核军控协议是在一位新当选总统的第一年任期内签署的，而以在总统任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签署的协议为多。因为新当选总统上任后第一年内一般都要回顾和调整政策，第三年或第四年签署军控协议则有利于总统本人或总统所在的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

2、美国领导人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美国领导人有时可能在双方谈判达成核军控协议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个人作用。例如，尼克松、基辛格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就通过发挥个人作用加快了谈判的进展。

第二，美国领导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软弱，可能有碍于核军控谈判进程。例如， 1972 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在国内遭到猛烈的政治抨击。这削弱了他在谈判中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并使他无法得到与苏联达成核军控协议所需的足够的国内支持，从而大大推迟了美苏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时间。

（八）舆论对美国核军控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给人类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这一严峻的现实引起世界人民和舆论广泛的谴责和反对，从而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影响。

60 年代初，美苏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对美苏大量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的谴责。

80 年代初，西欧许多国家的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美国提出在欧洲消除所有中程导弹的“零点方案”，并推动美苏最终达成《中导条约》。

与西欧的反核运动相呼应， 80 年代初美国人民也进行了规模相当大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这一运动迫使里根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通过谈判削减美苏核武器的问题。

①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