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灵活反应战略

（1961 年 至 80 年 代 末 ） “灵活反应”战略的概念最早是马克斯威尔·泰勒在 1956 年 10 月发表

的论文《一项国家军事计划》中提出来的。他说：“国家军事计划必须与所有其他的国家计划合为一个整体，并以保持一种军事实力作为其基本目标， 这种军事实力既能对付全面战争，又能对付不够全面战争条件的侵略。⋯⋯ 一项健全的国家军事计划的要素，必须包括对下列各项要求的适当规定：遏制全面战争，遏制局部侵略，击败局部侵略，以及在全面战争中赢得能够导致持久和平的胜利”。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泰勒更明确地指出， 上述那篇论文的基本点，是为了“强调我们武装部队组织的灵活性以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挑战，终于使‘国家军事计划’中所包含的理论得到一个称号：灵活反应战略。⋯⋯这个计划将十分灵活，能够随时适应目前还预料不到和无法预料的形势。它将避免依赖一种单一的武器系统和单一的战略概念——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根本错误所在”。

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大选中也提出，美国需要建立以“灵活反应”为基础的军事战略，采取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只要美国在不升级到核战争的前提下保持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 就将取得胜利。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于 1962 年 10 月任命泰勒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并正式采纳“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五角大楼把战争分为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三种，并主张“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在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和特种部队的建设，“以便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情况的武器和部队作出反应”。“灵活反应”战略的目的是，使美国在危机或冲突的情况下，能在从特种战争到常规战争、从使用战术核武器到全面核大战等多种作战方案中灵活选择，而并不仅仅依靠大规模核报复。

“灵活反应”战略还改变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以核武器为“剑”， 以常规军事力量为“盾”的做法，而将常规军事力量作为“剑”，核力量作为“盾”。该战略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同的方式应付不同的威胁，准备打各种战争，特别是“有限战争”或“特种战争”，以达到扑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遏制苏联和中国的目的。

1965 年五角大楼还采纳了军事理论家康恩提出的“逐步升级”的战略理论，从而将灵活反应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即把战争从危机到全面核大战之间分为 7 个阶段、 44 个阶梯和 6 道门槛；其规模由小至大，由特种战争到局部常规战争，再到使用核武器，直至全面核战争。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逐步增加给对手的压力，逐步扩大战争，以迫使对手让步，从而以较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或不战而胜。

50 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技术和弹道导弹命中精度的提高，为“灵活反应”战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迅速掌握敌军事力量部署的准确情报才有可能进行灵活反应，而弹道导弹命中精度的提高又为准确打击军事力量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

肯尼迪政府在要求美军具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同

时，还对美国核战略和核力量建设方针进行了修改。此后，直到里根政府， 历届美国政府在“灵活反应”战略的大框架下对核战略某些方面进行过多次具体调整。这些调整虽然在是重点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还是重点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工业目标，以及在核力量的规模、种类和优先次序等方面有所不同， 但都未脱离“灵活反应”战略根本指导思想。这些具体的战略调整主要有：

（一）限制损失战略（1962 年至 1964 年）

至 60 年代初，苏联不仅拥有了战略轰炸机，而且还拥有了洲际弹道导弹，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直接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一能力还不大，但美国已不能袭击苏联而不受苏联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提出“限制损失”（DamageLimiiing）的核战略，主张在危机时以进攻性核武器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摧毁苏联战略核武器基地，以减少对方还击时美国所受到的损失。但是，当时美国的核武器命中精度还较差，难以准确地打击点状硬目标。为此.美国从 60 年代中期起由过去侧重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转变为侧重提高核武器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同时“限制损失”战略还主张实施“积极防御”（建立反导弹系统）和“消极防御”（民防）来减少己方的损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最早提出了侧重打击对方军事目标的思

想。 1962 年 5 月 5 日，麦克纳马拉在雅典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理事会上说， 由于弹道导弹精确度的改进和核武器爆炸威力的提高，美苏都有了能摧毁对方目标的更大把握；因此，如果只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而让平民所受的危险主要来自放射性沾染，就有可能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同年 6 月 16 日，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发表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他说：“应当以一种和我们过去对待常规战争相同的态度对待（一场核战争的） 基本军事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此后，麦克纳马拉还在美法津基金会指出： “我们的核力量可有多种使用方式。我们也许会实施一次性的大规模打击， 或者，可使用报复力量在敌第二个攻击波到来之前便消灭其基地，以此来限制我们及盟国的损失。我们可将我们的力量作为谈判的筹码——通过威胁发动进一步攻击——在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强大的后备力量都可让敌人意识到应避免攻击我国城市并停止战争。我们的新政策使我们具有灵活性，可在数个作战计划中进行选择”。

麦克纳马拉宣布的新战略主张有两层含义：第一、主要打击苏军事目标， 摧毁或削弱苏对美国的核打击能力；第二、向苏示意，我不打你的城市，你也不要打我的城市。无论是压制苏联的核打击能力，还是影响苏联的核打击意图，目的都在于限制其对美城市目标的毁伤，所以这个战略被称为“限制损伤战略”。

“限制损伤”战略的特点是否定了两个极端，试图取一种较为中间的立场。

首先，该战略否定了“最低限度威慑”。最低限度威慑是指“在遭受苏核攻击后，美仍保留有报复能力，并有很大的把握摧毁苏绝大多数城市。但与此同时，美不具备打击苏军事目标的能力。”麦克纳马拉在 1961 年 9 月提交的致总统备忘录（DMP61）中阐述了否定最低限度威慑的两条主要理由：“威慑可能失败，或者由于偶发或非蓄意的原因导致战争爆发，在这种情况下， 打击苏重要军事目标的能力可对限制损伤及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停止战争起到主要的作用；另外，从美可能对苏发动（核）攻击来回击其对盟国进攻的角

度看，最低限度威慑态势将削弱我们威慑苏进攻的能力”。

同时该战略也否定了“全面第一次打击能力”态势。“第一次打击”在核战略领域中的特定涵义是：“实质性地消灭被攻击一方的用于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美空军强烈要求拥有这种能力以攻击苏报复力量，将其削弱至无法对美人口和工业造成严重损伤。麦克纳马拉在同一文件中强调了美不应追求这种能力的三条理由：1、花费极大；2、会触发大规模军备竞赛；3、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实现。因为苏可部署不易被摧毁的导弹潜艇和加固洲际导弹发射井。以后，他又补充了一条重要理由，即如果美拥有了这种能力，危机稳定性将受到破坏，因为苏可能会因为害怕美会发动第一次打击从而被解除核武器，因而在危机出现时先行进攻。麦克纳马拉在 1963 年 12 月致总统备忘录中写到：苏在美打击军事目标进攻面前易受损性的降低“从建立一种更加稳定的态势角度看也许是件好事，⋯⋯这可减少其对我们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发动机”。

限制损伤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有限核战争的主张，但在当时就完全推行这一战略存在着一系列障碍。首先，美国在 60 年代初重新

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受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之争的影响，美国加速了核力量的建设步伐，权力量在短短几年内急剧增长。到了 60 年代初，又获得了对苏的巨大优势。这一点很快被刚刚发展起来的侦察卫星所证实。同时，由于潜基核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可靠的 “第二次打击”能力。这就为“确保摧毁”战略的提出创造了基础和前提。第二，国内外舆论界的反对。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在美国拥有明显核优

势的情况下，主张打击苏联军事目标，这无异于追求“第一次打击”。苏联的反应也很强烈。苏军领导人断言：“以消灭敌人军事有生力量来制胜的战略不可能是从‘报复’的思想出发的，它首先是从预防性军事行动（Preventive Action 即“第一次打击”，作者注）和达成突然性出发的”。不利的国内外舆论是新战略执行的巨大困难所在。

第三，西欧盟国的反对。在美国的西欧盟国看来，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与他们的战略利益是相佐的。西欧历来认为，把苏联的城市作为核打击的抵押品，是遏止苏联对西欧发动进攻的最有效威慑。因而他们担心，美国放弃了打击苏联城市的威胁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苏联入侵西欧的威慑。它们更为担心的是，美国执行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将导致美国战略核力量与北约防务的“脱钩”。

第四，军事上缺少可行性。麦克纳马拉提出“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基本目的是要减少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损失。而实行这一战略的军事前提是苏联接受并按同一原则进行战争，然而，苏联不仅批评而且公开否定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苏联军事战略要求，“在核战争爆发初期的几小时或几分钟就立即对美国前方和后方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目标同时发起‘密集的核突击’， 在短时间内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苏联的这一立场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核武器数量上，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如果苏联拿它极为有限的战略导弹同美国导弹“对着干”，这无疑于自杀。既然无法使苏联实行同一战略，美国单方面实施“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五，平息预算之争的需要。美国各军种之间为了争夺更多的军费，历来存在着预算之争。由于肯尼迫政府采用“灵活反应”战略，这种竞争更加激烈。空军利用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提出了大量采购新式

导弹、战略轰炸机的计划；而陆军则借口执行“二个半战争”战略，也要求得到更多的拨款。为了平息预算之争，麦克纳马拉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基调。

（二）“确保摧毁”战略（1964 年至 70 年代初）

尽管“限制损失”和“打击军事力量”的政策主张反映了“灵活反应” 战略准备打有限核战争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困难和障碍，迫使麦克纳马拉不得不从其原来的立场后退。就在他安阿伯讲话以后仅仅半年，也就是 1962 年底前后，麦克纳马拉就明显地改变了观点。他声称，美国并不想寻求一个广泛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态势。同时，在公开场台里，开始较多地提及“确保摧毁”的概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参联会主席泰勒将军首次比较明确的提出了“第二次打击”的观点。他认为，苏联人“一定会充分利用隐蔽、分散和机动等方法来保卫他们的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先发制人的攻击，美国的轰炸机和导弹也不可能消灭苏联的导弹威胁。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以攻击苏联导弹力量为基础的目标系统并没有什么用处。防止全面原子战争以确保我国的安全，只能依靠威肾没有纯军事的办法可以消除这种危险。”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灵活反应”战略的军事计划中，“应首先进行的就是双管齐下地扩展两种‘快速修补’：把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保护这种力量；建立我们有限战争的反消耗战力量，以抵消目前占优势的苏联地面力量。然后，我主张为大陆空防，为全面动员的各种需要和为预防威慑失效而采取的各种保证生存的措施，进行经过仔细选择的准备。”“实行这种战略概念所需的各种力量应包括：1，原子威慑力量，包括其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这两个组成部分；2、美国国内的大陆空防力量；3、我们的海外驻军； 4、美国国内的战略后备力量；5、为美国国内的后备力量提供战略机动性和维持海空航路所需的海空力量。”泰勒特别强调：“原子威慑力量的现代化和对这种力量的保护应该占最优先的地位。⋯⋯我们必须建立一支显然既经受得住突然袭击，又能使苏联受到它经不起的损失的打击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纳马拉接受并发展了泰勒“第二次打击”的思想， 并对他自己原有战略思想进行了一些修订，于 1964 年提出了“确保摧毁”的理论。但他也并未放弃“限制损失”的思想。他强调，美国不仅需要具有“确保摧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拥有实质上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思想相一致的“限制损失”的能力，并把这两项能力同时列为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目标。

“确保摧毁”战略思想主张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即在进行第二次打击时，把对方的大多数城市加以摧毁，以此威慑对方，迫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突袭。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大规模报复”战略演变而来的。这两种战略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主张优先打击城市、人口目标，都是以大规模毁灭性核报复作为威慑的手段；不同之处是，“确保摧毁”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大规模报复”则具有“第一次打击”的特点。

1966 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突出强调“确保摧毁”的作用，“限制损失”

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五角大楼 1967 年度的国防报告宣称：“我们的一切手段必须优先用于确保摧毁的能力方面。⋯⋯限制损失的计划不论花多少钱，都永远不能代替确保摧毁的能力在威慑方面的作用。能起威慑作用的，是我们摧毁进攻者的能力，而不是部分地限制我们自己遭到损失的能力。

为了实现“确保摧毁”的战略设想，五角大楼要求建立一支能对城市目

标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力量，以保证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能通过还击一举摧毁苏联 20—25％的人口和 50％的工业。这实际上是将苏联的大城市作为抵押品和核人质，以遏制苏联的战略核攻击。

60 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成慑格局的形成，在“确保摧毁”的基础上， 又发展起来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MAD）。它的基本含义是，只要美苏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被确认了的现实，一种由于美苏力量对比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威慑”的现实。恰如主持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打过的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大国比作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能杀死对方，但是必须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①

（三）有限核选择战略（1974 年至 70 年代末）

60 年代未、70 年代初，美苏的核力量对比形成大体均势。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核进攻，苏联也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同时， 战略核导弹的命中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打击军事目标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修改了前一时期准备重点打击苏联城市的核战略指导思想，转而强调用数量有限的战略核武器“有选择”、“有限制” 地打击数量有限的军事目标，首先是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基地。这种核战略被称为“有限核选择”战略。该战略与 60 年代初期的“限制损失”战略相比， 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强调进行“有限战略核战争”，都想对战略核战争加以限制，都强调先打击军事目标。其不同之处是，“限制损失”战略的目的主要是削弱对方的核还击能力，“有限核选择”战略的目的主要是动摇对方发动核战争或进行核升级的决心，而不是降低对方的核还击能力。不过，“有限核选择”战略并没有完全放弃打击城市和工业目标的思想，当时美国政府批准的一项核战争计划中就曾设想，用 8

枚核弹摧毁莫斯科商业区内 40 平方英里以内的一切东西。

“有限核选择”战略又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它体现在 1974 年国家

安全决策第 242 号备忘录中。其基本内容是：

1、控制升级。它要求在威慑一旦失败、核冲突爆发时，美国应有选择地、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以便“在尽可能低的冲突级别上谋求战争的早日结束”。

2、建立可靠的战略预备力量，它要求建立一支由多种核力量组成的，具有生存能力的战略预备力量，目的在于实施“战争间威慑”和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迫使苏联接受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冲突。

3、阻止苏联的战后恢复。在控制升级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剩余战略核力量的目标是“摧毁对敌人⋯⋯在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 70％，使美国在一场核大战后先于苏联恢复强国的地位”。从军事技术上来说，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分导式多弹

头技术，对“有限核选择”战略的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技术对美国战略核力量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增加了美国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和灵活反应的能力；第二，使核弹头数量大量增加，从而能确保较多的核弹头在苏联第

① 《原子武器和美国政策》罗伯特·奥本海默，（《外交》季刊，1953 年 7 月号，第 529 页。）

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保持可靠的报复能力。尼克松政府还提出了“战略上充足”的新原则，以作为战略核力量建设的新标准。这就是：1、保持战略力量实现有效还击的能力，以便遏制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发动的突然袭击；2、通过降低美国战略力量易受打击的程度来确保稳定性，并“使苏联在危机局势中首先实施突击的动机缩小到最低限度”；3、“不容许发生这样的情况， 即苏联给美国的居民和工业造成的损失会大大超过美国力量能给苏联造成的损失”；4、确保美国免遭小规模核突击或意外的突击。这种“足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在高军备水平上争取核均势的理论，它促使了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这种“充足论”也标志着尼克松政府摒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在核力量建设上的“优势”标准。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到 70 年代初，美国由于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和扩大侵越战争，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了重大危机，国力争剧衰落。而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

第二，美国已不再享有战后近 1/4 世纪的核优势，第一次面临美苏核力量接近均衡的局面。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充足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实的承认与不想在今后的核军备竞赛中落后的企图的反映。

第三，当时美国正企图与苏联暂时缓和一下它们之间的争夺，并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第四，美国国会要求大幅度削减军费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有限核选择”战略又促使美国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 MX 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计划是从 1971 年正式开始， 1974 年进入预研阶段；三叉戟潜地弹道导弹是在 1971 年开始预研计划，1973 年进入工程设计阶段，1975 年 11 月三叉戟 C4 导弹首次飞行试验， 1977 年开始投入生产；新型战略轰炸机 B—1B 是 1970 年开始发展， 1974 年该机的基本型首次飞行， 1976 年 12 月生产；空基战略巡航导弹是 1976 年开始发展， 1979 年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把战争样式区分为 4 种，即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五角大楼要求在侧重准备打常规战争的同时，重视准备打战区核战争，并且认为常规战争有可能导致战区核战争。美国在 1976 年版的《作战纲要》中指出：“随着更多的国家掌握核力量以及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变得切实可行，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好处减少了。由于这一变化并为了适应较小规模冲突和灵活反应的需要，美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战区核武器。⋯⋯随着战区核武器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过去从常规战争转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核战争，现在又转到常规战争和战区核战争”。

（四）抵销战略（8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

1977 年上台的卡特政府开始时认为，只要美国拥有足够的打击苏联城市的核力量，就能慑止苏联发动核战争，而不必耗费巨额军费发展打击军事目标的核能力。因此，卡特政府上台不久就否定了有选择、有限制地打击军事目标的战略，采取了以打击城市为主的核战略方针，并取消了一些新型核武器的发展和生产计划。

但卡特政府执政后期，苏联扩张的势头增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紧张。同时，苏联关于核战争的一些观点使美国感到担心。这些观点有：1、至

少在某些情况下，苏联领导层似乎认为苏有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2、苏联将军事力量而不是将经济能力作为核交战中最先攻击的目标；3、苏联企图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延长核交火的时间；4、苏联领导层企图在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存其政权及其统治工具的有效性。

在这种情况下，在经过 18 个月左右对美国核战略的重新评估后，卡特总

统于 1980 年 7 月签署了总统第 59 号指令，宣布美国正式开始实施“抵销战

略”。美国防部长布朗在 1981 年国防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该战略，“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威慑充分有效，美国必须能够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类型和规模作出反应。我们的目的是，在最可能广泛的方案的范围内，使苏联无法达到胜利的目的（苏联人也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遏止苏联发动的低于全面核攻击以外的各种突击。为此，我们要使苏联领导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他们发动了这样一种（有限）核进攻后，我们决不会仅仅僵硬地在要么毫无反应、要么彻底毁灭苏联两者之中作出选择。”

布朗认为，“抵销战略”的目的是要美国努力保持军事（包括核）力量、应急计划及指挥控制能力，并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以核武器进行任何一种规模的突击或在战争的任何阶段使用核武器，都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不管苏联人会给胜利下什么样的定义。”

从实施的角度来看，“抵销战略”要求核力量和核战争计划，既能对大规模攻击实施全面核报复，又能对小规模攻击有选择地使用核力量。也就是说，既能打全面核战争，也能进行有限核战争。

“抵销战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也不是美国战略理论的根本改变。它起源于麦克纳马拉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经由“有限核选择”战略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有限核选择”战略的自然延伸。然而，在新的条件下， 它又有重要的发展：

1，“有限核选择”战略与“抵销战略”都主张核冲突一旦爆发，要有限地使用核武器，并控制升级。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控制核武器使用的规模，以便在尽可能低的程度上结束冲突；后者则强调在冲突的整个范围内，都要能按对方攻击的类型、水平作出适当的反应。

2. 侧重打击军事目标是两者的共同点，但“有限核选择”战略要求侧重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而“抵销战略”既强调打击苏联战略核力量，也强调打击其常规军事力量，还把苏联军事、政治领导层也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在控制升级失败的情况下，“有限核选择”战略主张以“阻止苏联战后恢复” 作为打击目标政策的指导方针，而“抵销战略”则要求侧重打击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和各种资源。

3、施莱辛格在宣布其“有限核选择”理论时，认为这一新理论不一定要求新的核武器。而“抵销战略”则明确指出，必须使核力量的发展与政策的要求相适应。为此，卡特政府后期要求发展、采购新的武器系统，如 MX 导弹和战略 C3I 系统，认为这对于新战略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4、“有限核选择”战略和“抵销战略”都主张制定既具有灵活性又切实可行的核战争计划。但前者强调其战时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其在战前的威慑作用，并认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并让苏联认识到美国有这样的计划，就会增强核威慑的可信程度。

“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战略有许多重要的区别。首先，前言是指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和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工业、资源；后者则指摧毁城市、

人口、工厂等。因此，前者企图直接击败敌人，而后者则企图惩罚敌人促其崩溃。

其次，尽管“抵销战略”与“确保摧毁”的目标都是威慑，但在如何运用核武器和如何增强威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强调，核武器不仅用来遏止战争，一旦威慑失败，它可以用于传统意义上的作战。后者则侧重强调核武器遏制战争的作用。

第三，前者既强调战前威慑，又强调“战争期间威慑”，不仅要遏止全面核大战，而且要遏止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争，使威慑从有限核冲突到全面核大战的整个范围内部发生作用；后者则强调“战前威慑”，认为核冲突一旦爆发，威慑即告失败，下一步只能是使用核武器打全面核大战。

根据“抵销战略”，五角大楼要求大力加强核力量，使其不仅要有对苏联的工业目标进行摧毁的打击能力，而且还要具备对各种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攻击的能力；在打击军事目标时，既能袭击机场、兵工厂、坦克集结点、部队集结地等目标，又能袭击设在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指挥中心等硬目标。

卡特政府也很重视战区核力量的建议。布朗在 1978 年的《国防报告》中指出：“有了战区核力量就有了进行选择的余地，不必马上动用战略核力量， 而且可增加威慑作用”。他认为，美国的战区核力量是联系常规力量和战略核力量的一个有形的纽带，并主张美国要侧重于强大的常规防御，但如果常规防御失败，则只能求助于审慎的核升级方针，直到以使用战略核力量对苏联本土实施大规模核攻击相威胁。美国学者罗杰·斯皮德认为，由于“把常规力量、战区核力量和战略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整体⋯⋯美国便可准备应付苏联任何规模的挑战，不管是战区规模的，还是战略规模的， 都可应付自如。美国不再搞那种苏联极易看出是讹诈的核升级威胁，而是要使苏联面对失败的前景。”

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继承了“抵销战略”，但也作出了若干调整， 并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这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打赢核战争”的观点。这种观点是 8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 它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首先，核战争是可能爆发的；其次，在某种合理的意义上，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第三，美国要打赢核战争，必须建立核优势。里根政府执政后，逐步采纳了上述理论，并公开宣布，在威慑失败时，决心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在 1985 年的国防报告中，里根政府将它上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该报告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恢复和平”这句话下了如下的定义：“所谓‘有利’，就意味着，一旦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必须取胜——我们不允许侵略战争为侵略者带来任何好处”。至此，里根政府实际上宣布了核战争是有可能打赢的。

2、谋求战略优势。里根政府认为，战略优势是打赢核战争的基本前提。为达到获得战略优势的目的，里根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在核武器质量上获取对苏联的优势。为了加强核力量的发展，里根政府于 1981 年开始推行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它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支比历届美国总统所计划的更力强大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使之“成为易于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的协调一致的工具， 此外还要消除核部队的能力与我们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某些严重矛盾”。该计划要求所有战略核力量，包括战略进攻力量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战略 C3I

系统，都要实现现代化，并把提高快速打击硬目标能力和持久生存能力作为重点。到 1987 财年末，美国已部署 27 枚 MX 导弹和 60 架 B—1B 战略轰炸机。到 1991 年，新一代战略导弹和轰炸机占美国战略进攻力量的 25％；战略核弹头的 45％得到更新；“侏儒”型小型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隐形轰炸机和先进的机载巡航导弹等新型战略进攻武器的研制工作也得到加强。

二是力图以军备控制谈判限制和削减苏联核武器的数量。《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就是这种方针的产物。与此同时，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核武器的数量也有所发展。1981 至 1982 年度，美国战略核弹头总数约为 9， 000 个，核弹头总数约为 25，000 个。到 1985 年，战略核弹头总数已接近 10889个，核弹头总数据称已超过 26，000 个。从总体核力量来看，特别是从对硬目标的毁伤力能力方面看，美国仍稍占优势。

三是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试图“改变核威慑基础”。1983 年 3 月 23 日，里根宣布美国开始实施以建立太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目标的“战略防御计划”。这是里根政府在有关核战略问题上，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

以战略防御能力加强威慑的思想，并不是里根政府的创新。它源出自 60

年代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限制损失”战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曾实际发展和部署过“卫兵”反导系统。只是由于当时反导技术尚不成熟，无法达到对导弹实施有效防御的目标，加上对苏“缓和” 的政治需要，美国于 1972 年同苏联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停止了反导系统的部署。

但里根政府特别强调了“防御”因素的作用。它认为：有效的威慑不应象它传统的形式那样，仅仅靠核报复。有效而可靠的威慑应该是“多层次威慑”，即由三个层次构成： （1 ）直接防御； （2）升级的威胁； （3） 报复的威胁。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安全可靠的威慑力量是防御，而“战略防御计划”的任何进展都会加强防御能力，因而也就增强了威慑。

里根政府还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点就在于，通过发展新型的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以战略进攻力量为主实施威慑的历史，把核威慑的立足点移到战略防御力量上来，即把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转变为“相互确保生存”的状态；以“战略防御计划”为代表的战略防御力量一旦付诸实施，必将为威慑提供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基础”。

里根政府宣称，建立可靠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是“战略防御计划”的最终目标；在这种可靠的防御系统建立起来之前， 美国还将继续奉行以战略进攻为主的核战略，但要把战略防御因素逐步注入到现行威慑理论中去。

1989 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在执政初期基本继承了里根政府的防务政策，强调仍然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奉行以优势的核实力为后盾，以“威慑”为核心， 以灵活反应为基本手段的核战略。

在核力量发展上，布什政府企图充分利用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力争在战略武器质量上，保持并发展对苏联的优势。由于美苏当时正在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布什政府一方面企图在苏联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达成有利于美国的条约；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削减的前景，相应调整“三位一体” 的战略力量结构，加紧研制采购和装备新型武器以替代可能削减或计划淘汰的武器，以便在战略核武器数量较大幅度削减后，确保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基石的核威慑不被削弱，并保持优于苏联的有效的核实战能力。在 1990 财年，布什政府仍突出强调核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虽然削减了一些常规武器项目，但核力量现代化所需的开支仍然得到了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