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3 年至 1960 年）

50 年代初，世界军事形势中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促使美国采纳“大规模报复”战略。

首先，朝鲜战争的进程大大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美国不但未能在战争中取胜，相反却遭到一次次失利。数十万美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抗击下，被打回到“三八线”。在朝战期间，美国曾准备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但“由于种种军事上的或政治上的原因，终于决定不使用这种特殊武器（即原子弹）”。朝鲜战争的失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对打长期消耗性常规战争的失望感，许多军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在朝鲜战争中无节制的发展，使美国经济难以承受，要求改变以常规军事力量为主、以原于武器为补充手段的战略。

其次，美国核武器数量迅速增加、质量迅速提高。1952 年，美国核弹头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35％，达到 1000 个。当年 11 月 1 日，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氢弹，并于 1953 年开始部署第一枚氢弹 MK—18，与此同时，美国还首次部署战术导弹用的核弹头和开始为 280 毫米加农炮配备核炮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政府自认为具有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

第三，苏联的核力量开始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但其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只有数量有限的中程螺旋桨轰炸机，因此还难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核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 1953 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前任的防务政策进

行详细的评估后，决定采用主要依赖核力量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4

年 1 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首次全面阐述了这个战略。他说，实践证明，“没有哪一种局部防御能力能够独立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强大的地面力量。必须用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威慑力量来加强局部防御。”他宣称：“美国政府今后将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自己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报复”。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企图是：依靠核优势，挥舞核大棒，玩弄“战争边缘政策”，来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该战略强调核武器“剑” 的作用，而把常规力量只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牌”。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因此必须利用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就以战略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力求迅速置敌于被动之中；要注重“第一次打击”的效果，首次突击就能摧毁对方的主要工业中心、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基地，使对方丧失核还击能力，在短期内取得战争的胜利。总之，要么不打，要么打一场全面核大战，尽量避免卷入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

根据“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发展核武器放在军队建设的突出位置。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和裁减三军员额的同时，把核武器的发展排在军备发展之首，军费开支大幅度向核武器的研究与发展倾斜。在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期间，美国国防预算占联邦

预算的比例，从 1953 年的 64％下降到 1960 年的 47％；美军现役总兵力从355 万人减少到 247 万人，削减幅度达 30％。其中，陆军从 20 个作战师减到

14 个，削减员额达 43％；海军减少了 300 艘舰艇（包括 6 艘航空母舰），削减 24.4％；空军裁减了 15 个联队，削减幅度为 18％。相反，用于核武器生产与研制的费用则大幅度增加，仅 1956 财年至 1957 财年就从 9. 95 亿美元

增加到 20.95 亿美元。在军种发展中，以空军、特别是战略空军为主， 1955

年开始部署的 B —52 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到 50 年代末增加到 500 架。

为了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通过区域性联盟和双边条约扩充或增建前沿核基地，企图对苏联、中国形成“核包围”。在欧洲，美国在西德、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建立战术或中程导弹基地。在亚洲，美国在日本、冲绳和关岛增建了战略轰炸机基地，在韩国、台湾也部署了核武器，从 1954 年至 1960 年，美国在海外的战略空军基地由 14 个增加到 20 个，

在本上的基地由 37 个增加到 46 个。

但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核战略的“幼年时期”。该战略在实践中遇到了种种难以解决的难题。首先，苏联的核武器与运载工具迅速发展，具有了能直接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美苏之间出现了核僵局。1957 年 8 月 29 日，苏联的 SS—6 洲际弹道导弹首次全程发射试验成功，同年 10 月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的战略火箭军做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于 1960 年 1 月宣布成立。此外，苏联还开始部署可供战略轰炸机运载的战略核航弹。这种情况使美苏进入了相互核威慑的时期，从而使得美国进行核打击的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美国以大规模核报复进行威慑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

其次，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而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制定了多个核战争计划和打击目标政策，甚至准备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以单一的大规模报复为手段，以摧毁对立的社会、大量杀伤人口相威胁，来阻止一切类型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对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来说，该战略的威慑的可信性相当低。50 年代以来爆发的许多小型或局部的战争证明，美国的核武器根本无法对这些战争产生遏制作用，“大规模报复”战略虽有助于避免大战，却无法遏制“小战”。

第三，美国核武器发展与常规武器发展之间的比例严重大衡，海军新的造舰计划的费用被削减 1/3，战略空军被迫裁减了一些执行非核任务的部队，陆军和海军也砍掉了原计划增强机动力和火力的项目。这种将发展核武器建立在部分牺牲常规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做法，致使美军的部队结构严重不合理。到 1960 年，美国核弹头的数量从 1952 年的 1000 枚猛增到 18500 枚，但三军总兵力却降至朝战以来的最低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政界和学术界自 50 年代中期以后围绕军事战略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以陆军原参谋长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批人物，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泰勒在其 1959 年出版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说：“我认为，作为战略指导概念的大规模报复已经到了末路，目前迫切需要对我们战略上的需求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其全盛的时期也只能使我国的领导人有两种选择：发动全面核战争或是妥协和退却。自从这种战略最初出现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世界性事件，这些事件证明了它的效力值得怀疑，并且揭露了它的

荒谬性。朝鲜战争，即美国在其原子垄断时期所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就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无能的明显反证。1945 年以后发生的其他许多场有限战争——让我们只举几个例子：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以及越南，台湾、匈牙利、中东、老挝事件——也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已经防止了大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却没有维持住小和平；也就是说，没有消除那些只比全面战争浩劫较小的动乱，维护住和平。”他还指出：“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要求对我们的军事战略进行重新评估。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原子垄断地位，我们很可能在弹道导弹的数量上落后于苏联。我们还没有反弹道导弹导弹作为抵销这种进攻优势的防御手段。我们还没有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对抗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我们的很多军事盟国都患着贫血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比赛，因而必须改变这种局势。”

约翰·肯尼迪也指出：“过去 10 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单靠战略力量还不能保卫自由”，而美国政府的现行军事战略使美国“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只能在“要么毁灭世界，要么投降”之间作出选择。 1958 年 8 月，肯尼迪在美参议院的发言中，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战略不仅使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更严重的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导弹差距”，美国“正在迅速地走向导弹落后于苏联的危险时期”，再这样下去，“自由世界将会慢慢地被吞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