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

徐成焱

那时候没有牛仔装和 T 恤，没有歌星和卡拉 OK，没有精品店里的种种小玩意儿，也没有奶油曲奇饼和跳跳糖。

那时候没有琼瑶、三毛和汪国真，那时候没有《中外少年》。那时候我们读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读《青年近卫军》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还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纠葛弄得好感叹好感叹。

那时候我们头顶留“一片瓦”，女孩子一色的“清水挂面”。有一次我斗胆把头发分开梳，留出条“楚河汉界”，哇，立即被群起而攻之：“假佬！” 我连忙投降，抹掉界限，恢复“瓦片”。

但也有时髦，也有流行色。部队文工团来演出，演员们把军帽扣在后脑勺上，绿军装上翻出布衬衫的白领子，那漂亮劲儿没得说。我们立即仿效， 学生帽打得扁扁的，在后脑勺上一贴，白衬衫的领子翻出来。一摇一摆地上学去——美死你！

那时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白毛巾在头顶打个英雄结，红绸在腰上一扎，扭得没日没夜。扭累了就坐在泥地上围个圈，玩“丢手巾”和“击鼓传花”。碰到开群众大会，学校之间拉歌拉起了疯：“二中，来一个！”“育才，来一个！”对方要是迟迟没动静，我们就激他们，按《王大妈卖鸡蛋》的调子唱：“忸忸怩怩忸忸怩怩啥道理依呀嗨！”其实谁都存着一肚子歌，拉上个把钟头，可以连着唱，一首不重，谁唱重了，谁就是孬种，会场里一片嘘声。从《团结就是力量》到《解放区的天》，从《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到《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得一个个满脸通红一头汗。那时候的歌中没有爱情什么的。只有前苏联歌曲中隐隐约约有一点，《小

路》、《灯光》、《纺织姑娘》、《在遥远的地方》。我们拼命唱苏联歌， 唱得如痴如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亲爱的人⋯⋯”别人听了也没办法， 那时候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

那时候初中生差不多都入队，一片红领巾。哪天洗了，没戴，就老不自在，总觉得胸前少点什么。红领巾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了，离不了。

队员在校外相遇，规定要互行队礼。星期天什么的，我就老爱往街上遛， 为的是碰上个队员，最好是女的，好向他（她）行队礼。不管认不认识，凭着红领巾，碰上了，就把右手高举过头顶，相互敬礼致意。

那时候我们有“口号”：“准备着，为建设祖国的事业，时刻准备着！” 队歌是郭沫若写词，曲子是马思聪谱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后来我知道，这俩人都是大家，赫赫有名。

那时候我左臂上的标志，从一道杠，到二道杠，到三道杠。文工团的演员见了，拿我打趣：“小家伙，官升得好快！”

不久，团县委命我到初一当中队辅导员。初一的小鬼们不服，说我大不了他们好多，连团都没入，怎能当辅导员。大队部就介绍我入团，那年我还不满 14 岁，算是破格的。初一的小鬼们服了。

那张辅导员聘书我一直保留着。我后来生活中不知遭受了多少磨难，“文革”那阵子来势更猛，破四旧，抄家。书籍、信件、笔记和相片什么的，都不敢留。可这张聘书却还在。

那时候我们好天真，好幼稚，甚至好蠢。但毕竟是少年，毕竟还是有很叫人珍惜的东西，毕竟有过很动人的时刻。快 40 年了，翻出那张发黄的纸片， 心里还会怦然一动，眼泪会热热地冒上来。

我和初一的队员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一起给志愿军写慰问信， 一起上街头演活报剧，一起演《小放牛》和黄梅戏《打猪草》。冬令营，夏令营，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破格的中队辅导员当得有声有色。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喉结突了出来，声音变粗了，身子也一下子窜起一大截来。我好像意识到什么，觉得不能再跟初一那班小毛孩子一起蹦蹦跳跳了。便以进了高中功课紧为理由，向团委辞了辅导员职务。

那以后不久，我开始忧郁起来。我知道，我的无忧无虑的人生阶段结束了。

（摘自《中外少年》1992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