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军事思想

①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孟子,集大成于荀子。①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名丘,春秋鲁国人, 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

《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 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 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 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 371—前 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锄草)”等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 298—前 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

① 诸子军事论著见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下,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 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 “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②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 24 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 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而“非兵”、“羞战”、“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 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 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积务于兵(视兵事为首要任务)”。“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 “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 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

(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机数”(《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

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 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前 233)所著,今存 55 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 “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 “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 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 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 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③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著,凡 81 章,论兵者 10 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危害极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

(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 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

(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 369?—前 286?) 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 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 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

《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

《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 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 “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 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 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 不戮降人。(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 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

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伸”(《经法·国次》)。

④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 51 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 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 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

《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