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战争的共同原则

古代中期，各国军事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原则。这里，我们从制约战争的一些共同性因素略加说明。

其一，国库充实是制胜之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行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持续时间的日益延长，各国先后都认识到了发展经济、充实国库的重要性。古代印度的“国家七要素说”，中国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辩证思想，伯里克利关于“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的演说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对战略后勤的自觉认识。在实践上，各国亦依此而行。波斯“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①；马其顿和亚述，虽不太注重农业生产， 却也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都使用取粮于敌的办法来维持战争，亚历山大东征，仅在苏萨和埃克巴坦那两城所得黄金即达 5578.5 万英镑；至于大行军国主义的亚述，更是以掠夺他国为务。中国战国七雄均重视发展经济，皆能“粟支数载”、“粟如丘山”；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六国， 大半要归功于它实行经济改革，取天府之国的资源为己用，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库的充实不仅保障了战争的有利进行，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改革是强国之路。本时期各国，凡能成就霸业者，无不吸取他国成果，实行改革。亚述崛起于西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改革；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波斯帝国地跨三洲；亚历山大所以征服西亚，在于他能吸收希腊兵法，创新马其顿方阵这一卓越战术；汉尼拔吸收希腊成果，改革阵法，致使能纵横意大利 16 载，所向无敌；罗马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它不断改进步兵战术，使其三线军阵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的优秀战术之一，并能以极大毅力，向毫无所知的海洋进军，使用新的海战技术，使自己成为海上强国，故能打败迦太基，最终称霸地中海世界。在中国，战国七雄都曾变法强兵，致使战争激烈，相持不下，但终因秦国变法彻底，历代坚持，使其具有源源不断的军事潜力，逐渐取得优势。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改革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雅入》，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3 页。

其三，在本时期，宗教与迷信活动对战争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作用。在地中海世界，这一作用显得更为巨大。亚述诸王素以嗜血著称，但面对强敌，仍需获得宗教的安慰，如亚述巴尼拔东征埃兰前夕，曾在女战神雕像面前痛哭流涕，乞求保佑，得到女祭司吉言后，方敢用兵。薛西斯西征希腊时，身边带有袄教僧侣，以备随时询问吉凶祸福。他西征途中，遇日蚀便大为不安，幸得僧侣相告：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月亮是波斯的预言者，发生日蚀表示希腊城市将遭毁灭，这才放心前进①。希腊人更为迷信，在这里，宗教不仅影响士气，甚至成为战与不战，以及制订战略方针的重要依据。第三次希波交锋前夕，雅典人曾两次携带重礼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谕，第一个神谕因为不祥，竟吓得他们惊恐万状， 陷于绝望；第二个神谕①稍好，最后两句却引起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 如在萨拉米决战，就会全军覆灭；幸得海军主将铁米司托克列斯将“妇女生的孩子们”解释成波斯人，因为如果雅典惨败的话，神谕就不会用“神圣的”这样温和的字眼，而说“残忍的萨拉米”了。这种解释得到了公认，雅典人这才决心迎战，决战地点也依神谕选择在萨拉米湾。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对希腊战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不仅干预着军事行动，亦影响着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小西匹阿、阿育王等军事家、政治家，都是宗教味十足的人。亚历山大东征时，带有随军预言家；小西匹阿特别信奉神灵，甚至要求士兵相信他是神特别保护的人；而雅典将军尼西亚的迷信观念，直接导致了贻误时机、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恶果。可见，在本时期，宗教、迷信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 它不仅影响战与不战、战略方针的制订等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