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1)军权下移与春秋争霸的开始

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 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

①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兵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5 页。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 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①郑庄公首起争霸。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 827—前 782） 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郐（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 757—前 701） 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 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 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 缓解。周桓王（公元前 719—前 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 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 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国军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国军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 25 辆战车居前冲锋，

每车配备步卒 25 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 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 20 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②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 685），齐桓公（公元前 685—前 643）继位， 用管仲（？—前 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土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 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 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 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

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 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周襄王九年（公元前 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③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 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襄公（公元前 650—前 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 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 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 641），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 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 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澭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