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思维方式发展演变的过程

商周时期奠定了思维方式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个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承继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封建时代的遗存，但追根溯源，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基本确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很早以来，农业就是占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血缘家族关系的长期保存和延续，华夏中原地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较早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些基本方面，是古代思维方式孕育和形成的深厚土壤。以象形为主要制作手段的古代文字，体现殷周氏族奴隶制度严格规范的“礼”，表现先民情感生活的“乐”，这些古代人们思维活动的主要工具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既是古代思维方式初步形成的表现，同时又对人们的思维发展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所有这些方面，作为基本不变的因素，绵延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规定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展的总趋势。

春秋战国时代思维方式的正式形成和迅速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具有互补关系的儒道两家，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古代理论思维的基本框架。这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时期，与此相适应，在思想界诸子蜂起，各树一帜，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人们理论思维活动所展开的具体方式，也呈现出多方面多角度的相互比较、相互对峙、相互交织和相互吸收的局面。其思想代表人物如孔丘、墨翟、孟轲、老子、庄周等等，他们的思维头脑面向整个世界、社会、人生展开，思考了哲学和诸种科学问题，提出了具有深刻思辨性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和命题，探索了思维规律，产生了关于思维规律的最初科学（如墨子、名辨和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先秦诸子百家满腹经纶，能言善辩，思想机智而又深刻。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法已运用得较为纯熟。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信守的思维的指导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治世之道，提供富国强兵之术。因此，思维方式中格外重视自身经验，思维主体的色彩浓郁。思维活动中总是把人的感受、经验乃至主张外推，通过取象对比，由人及物， 再去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思维流程上不计较思维本身的形式，没有预先设定一个思维必须遵循的形式逻辑，而是倾心注意思维内容本身的内在逻辑，根据内容的需要上下纵横，八方驰骋，展开丰富的思维活动。思维习惯是从世界或事物的整体出发，以整体综合的思维把握见长。综上所述，可见这时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就构成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方面。

两晋至明朝中叶思维方式的推崇理性和视野的广阔性。

两晋至明朝中叶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其间创造了可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思维方式上，由理学作了理论总结，从内容到形式，从原则到方法，形成一套系统程式。与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的思维方式比较推崇理性，欧洲宗教神学通过信仰对人头脑进行控制。中国人重实际、实用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对宗教持一种鲁迅所说的“狡猾”的实用态度，不是人为神服务，而是神为人服务，并不断地对宗教迷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中国思维方式的思维视野也很广阔。它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摄天下万物于思维之中。从抽象思维看，其哲学理论思维的内容既广且深，抽象思辨的能力很强，形成了诸多学派和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如王弼的“贵无论”、郭象的“崇有论”、范缜的“神灭论”、柳宗元的“天人相分论”、二程和朱熹的“理一元论”、陆九渊“心即理” 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陈亮和叶适的唯物主义功利思想等等。

明末至鸦片战争时期思维方式的保守性、抗变性与变法改制思潮的对立。

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思维方式中也融进了一系列新观念，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理智，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而同时期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发展到了极端，其传统思维方式以其顽强的保守性和抗变性，仍在旧有的老路上沿进，缺乏断裂与飞跃。那些正统的封建士大夫们以中国是“声教迄于四海”的天下中心的“以尊临卑” 心态，看待周围的世界及其变化，顽固地认为“天理人情终古不变”，所有治国平天下的良策都早已被中国的圣贤穷尽了。再也没有新东西需要人们思索和认识。相应的思维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思维活动中充斥陈腐观念，思维流程日趋保守和僵化；思维活动局限于“正统”框架之内，趋向求同而怯于立异；思维活动缺乏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基础， 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这一时期，王夫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总结。而颜元的倡实学重功用，龚自珍、魏源的启蒙思潮，改良派的变法改制思想给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终究无力回天。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