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道德是较早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原始社会末期，已萌生道德心理， 但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道德理论并没产生，人类尚未达到对道德的自觉意识状态。而进入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宗教观念和不完备的宗法思想，压抑了人们对道德的自觉，也无系统的道德规范体系。文字史料证明，夏代尚无成熟的文字，更局限了人们的相互交流，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水平。因此，西周以前，伦理道德观尚不具规模。

西周，是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伴随着完备的宗法等级制的形成，传统的

① “采择之礼”，古名用雁。

伦理道德已具规模，提出了一套以“孝”为主的道德规范，诸如“敬德”、“节性”、“孝恭”、“惠民”等等。创立了一个以“敬德”为核心的、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制礼作乐”的周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位伦理思想家。

宗法等级制是一种旨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嫡长子继承制。是按父系氏族血缘嫡庶之分而建立的天子、诸侯的世袭继承法。相应地产生了以维护基本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的宗法道德规范。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礼崩乐坏，而儒家孔孟努力维护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概括总结西周以来的伦理思想，使之理论化。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范畴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基本特点是崇周礼、重孝悌、倡“爱人”、讲“中庸”；教人以文、行、忠、信；实现“智、仁、勇”三者统一，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孟子贵“义”，宣扬“仁、义、礼，智根于心”的性善论，重自我修养和气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正统。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目的论，把封建伦理道德神化。继承儒家重义轻利传统，用“三纲五常”维护封建尊卑贵贱秩序。宋明时，理学家们以继“往圣”之“绝学”为己任，把儒家思想推至高峰，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精密系统的论证，成为极为完备的理论。他们空谈“性命义理”、宣扬“存天理， 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被称之为“新儒学”。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从一产生就具有强烈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色彩，以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关系为基本原则；强调亲亲，尊祖，敬宗，收族， 爱国，事君。以家庭家族为本位，重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伦理与哲学、政治三位一体的上层建筑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伦理思想家们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的行为、价值取向，“三纲领八条目”为代表的入世思想， 传统伦理的可“践覆”特征，使一整套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道德规范深深地渗透到世俗生活之中，发挥重大作用。这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几个重要特点。

“三纲”是封建伦理体系中的根本道德规范。三纲的名词见于董仲舒的著作，但这一思想则由来已久。《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云：“循三纲五纪⋯⋯乃可谓善”。《白虎通义》讲“三纲者何谓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要求臣对君的忠，反映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宋以后走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孝”是基于嫡长子继承制而产生的处理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是“父为子纲”的具体道德要求。儿子既然有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权利，那么就应有孝敬父母的道德义务。因此《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汉、魏、晋的统治者甚至提倡“以孝治国”。足见“孝” 在封建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孝”的内容在西周、先秦时期，为敬养父母之意。汉儒把“孝”发展为“父者为子纲”。南宋演变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以至发展成“父要子亡，了不得不亡”的训条，令人毛骨悚然。“忠”、“孝”虽是处理不同道德关系的规范，但二者联系密切，“忠”是“孝”的延伸和推广，“孝”是“忠”的基础。由于家庭是古代社会的存在基础，而父亲又是家庭利益的全权代表者，因此父子关系就是家庭的基本的最重要关系。儿子对父亲决不能僭越无礼或改弦易辙，只能绝对服从，以确保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实质上“孝父”道德训条背后隐藏着个人服从家庭乃到社会的

要求。“孝父”在西周奴隶制社会与忠君是直接同一的。封建社会，人们视君为“父母官”，忠君是孝父的扩展和推演。“忠”、“孝”都以家庭为本位，从而维护家庭宗法制。

“节”是夫为妻纲的道德要求。同样是维护男尊女卑、主从关系。它要求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做到“三从四德’。“三从”即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守节有耻，动静有法：妇言——择词而论，不道恶言；妇容——服饰鲜洁，沐浴以时；妇工——专心纺织，不好戏笑。女子一言一行要守妇道，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历史上的《父则》、

《女诫》、《女论语》、《女孝经》、《女史箴》、《女儿经》、《女四书》琳琅满目，详尽告诫女子如何做人处事，敬待男子，大肆宣传守节的道德观念，从而把妇女压在宗法等级制的最底层。女子嫁到夫家之后，更有所谓“七出”之条，丈夫可用其中之一的借口，命令妻子离去。基于父权社会男性统治需要，发展出惨绝人寰的妇女贞节观。节烈成为中国传统女子重要的道德要求。如北宋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而形成女子“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马不备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道德观，贞操观发展为极端，女子的身体肌肤不能被人看见，否则便失去贞操。

与“三纲”相应的“五常”，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重要的具体道德规范。所谓“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①。《白虎通义》说“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五常”是由孟子的“五伦”发展而来。《孟子·滕文公上》解释人伦有五，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正是处于人类五项社会关系的道德要求。

何谓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欲”、“无争’，“孝悌”、“忠恕”； 义者“正我”，立身之本，循礼而行，不计功利；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智者明于事而不惑，“规是”而“为得”。信者，诚实不欺，言、意、行一致。

总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从各方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以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以家庭、家族、社会为本位。统治阶级使道德规范化、理论化、系统化、政治化、法律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把道德和哲学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结合起来， 使封建道德合理化、神秘化和永恒化。道德与政治、哲学的结合，使之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精神力量，影响深远。

传统伦理思想重视人伦关系和谐相处和“爱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以维护家庭宗法制为原则的封建道德，特别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对人自我意识和个性的泯灭而换得人的无偿的义务，强调因循守旧、安分守己，束缚了人们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精神，所以它是阻碍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惰性力量，是禁锢中华民族的精神枷锁。因此，对中国传统道德观， 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从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加以批判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