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冼星海及其音乐创作

在抗战初期众多的抗战音乐作者和作品中，冼星海及其创作的影响尤为突出。冼星海（1905—1945）自小酷爱音乐。1926 年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理论和小提琴。1928 年入上海国立音乐院。1930 年抵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先后从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及加隆、丹地、杜卡斯等音乐名家学习，并考入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在巴黎期间作有

《风》（女高音、单簧管与钢琴）、《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及歌曲《游子吟）、《中国古诗》等。1935 年回国后，在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创作了一系列抗战歌曲和电影插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37 年“七·七”事变后参加救亡演剧二队，奔赴各地传播抗战音乐。1938 年在武汉提议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受聘为“三厅”的抗战音乐工作负责人，组织和领导群众歌咏运动，同时作有抗战歌曲一百多首。1938 年底赴延安在鲁艺音乐系任教，后任该系主任，作有大量歌曲，完成了《黄河》

等四部大合唱，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赴苏联为一部关于八路军抗战的电影作曲配音，因卫国战争爆发滞留在苏联和蒙古，在战乱和贫病交加中，完成了第一、第二交响乐，《满江红》等四部交响组曲，及管弦乐

《中国狂想曲》。1945 年 10 月病逝于苏联。冼星海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音乐家，留存各种歌曲二百多首，大合唱四部，歌剧一部，交响乐两部，交响组曲四部，管弦乐狂想曲一部，及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

由于时代现实的需要，多种题材和体裁的歌曲创作是冼星海音乐创作中数量最多和最重要的部分，他在歌曲创作中坚持并发展了从聂耳开始的革命音乐创作的战斗传统。他的以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救国军歌》、《保卫芦沟桥》、《青年进行曲》、《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以及反映抗战中妇女儿童形象的《三八妇女节歌》、《只怕不抵抗》等，既继承了聂耳同类歌曲中所具有的强烈的号召性和鼓动作用的战斗特点，但同聂耳歌曲中呐喊呼号的音乐形象相比，又展示了已经团结起来，向着抗战目标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新的时代风貌。

在一些反映工农劳动生活的劳动歌曲中，他虽然也如同聂耳往往用富于特性的劳动节奏和呼号来表现不同的劳动者的形象和思想感情，但由于冼星海更多地是以从劳动节奏或号子音调中提炼的短小动机为主题，通过卡农式的声部模仿加以展开，因此他的《搬夫曲》、《起重匠》、《路是我们开》等，具有不同于聂耳劳动歌曲的新特征：在诸如《拉犁歌》、《顶硬上》等劳动歌曲中，还采用了较为丰富的戏剧性的合唱手法，使蕴藏在劳动歌声中的深沉坚毅的情绪，体现得更为浑厚有力。

冼星海的抒情歌曲大都是为舞台剧和电影所作的插曲，在抒情歌曲中，他善于以多种音调、语气和感情的细腻变化，揭示特定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有的气息悠长、雄浑热烈而内含着抑郁沉痛的激情，如《夜半歌声》、

《茫茫的西伯利亚》等；有的则慷慨激昂直抒胸臆，如《热血》等；还有的像《江南三月》、《做棉衣》等是具有江南纯朴清新的民间风味的抒情歌曲。冼星海的一些为古体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如《别情》、《竹枝词》、《忆秦娥》等作品中，多采用民族风格的旋律，融入了昆曲、京剧、粤剧等戏曲音调及古诗吟哦的特点，风格典雅，饶有韵味。为了表现全面抗战开始后更加广阔的战斗生活，冼星海更开创了一些具有新的特点的歌曲体裁，有的是将战斗性和抒情性结合在一起的歌曲，如《在太行山上》等；有的是颂歌性的，如《赞美新中国》等；有的具有说唱音乐特点而又结合了群众歌曲音调的叙事歌曲，如《梁红玉》、《打倒汪精卫》等。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尤为杰出的贡献，是开创了大合唱的形式。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四部大合唱，以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反映解放区人民生产劳动和抗战斗争的《生产大合唱》，采用了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表现纪念“九·一八”时人们一面欢庆胜利，一面回顾往事的《九·一八大合唱》，采用了交响性和回旋性的结构原则，由两个对比的主付题贯穿发展，构成了一部“故事式的音乐”，使之成为一部叙事性大合唱；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抗日决死队而作的《牺盟大合唱》采用了齐唱、独唱、三部轮唱、二部及四部合唱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歌曲联唱的手法，从几个侧面塑造了牺盟会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的形象。

仅用一个星期完成的《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内容广阔、布局宏大、气魄雄伟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音乐史诗，也是冼星海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以黄河为背景，在《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

《怒吼吧黄河》九个乐章（第一乐章在苏联时增写）中，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斗争精神，细腻地刻划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及人民的苦难，并在广阔展现抗日战争和如火如荼、惊天动地的壮丽图景的同时，向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号召。在音乐艺术的处理上，这部作品的各乐章在内容、音乐形象和演唱形式各方面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基本主题、总体布局和乐章间的朗诵衔接上又有结构上的统一性，和层层展衍的严密的内在逻辑性；整部作品的音乐语言虽然多方面引用了民间音调（如《黄河船夫曲》、《河边对口曲》），或从实际斗争生活和歌词语调中提炼出富于民族特点的曲调（如《黄水谣》、《黄河怨》和《保卫黄河》等），并广泛运用了民族民间音乐中诸如一领众和的劳动歌曲（如《黄河船夫曲》），叙事歌曲（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等体裁，以及分节歌（如《保卫黄河》）、起承转合（如《河边对口曲》）等结构原则，但由于在演唱形式、形象的刻划等音乐处理上作了创造性的加工发展，而在具有更多独创性的乐章（如《黄河颂》、《怒吼吧黄河》）中，不但注意音乐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并且保持了整个作品通俗易懂、明快简炼的风格特色，所以使整部大合唱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气派、群众化特点而又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战斗气息。《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优秀的音乐艺术创造，既是他音乐创作的总结性作品，也是我国新兴音乐文化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冼星海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包括“锦绣河山”、“历史国难”、“保卫祖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个乐章；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冼星海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由《古情歌》、山西民歌《五月鲜》、广东民歌《下山虎》、陕北民歌《观灯》和陕北秧歌五首各具特色的段落组成，寄寓了他渴望返回祖国，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的强烈意愿。冼星海的一些大型器乐作品，由于战时环境所限制，没能经实际演奏进一步加工修改，因此不甚完美，但他对于交响乐的民族形式所作的尝试对后人不无启发意义。

冼星海的音乐理论较多地着眼于中国音乐发展的问题，主要著述有：《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现阶段中国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边区的音乐运动》及关于民歌研究的一些教材，并写有自传性文章《我学习音乐的经过》等。在这些论著中，他首先明确地指出要以“马列主义艺术理论”，“去领导中国新兴音乐和革命音乐的运动”；中国音乐的发展应以“发展中国的工农的音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其次，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对“五四” 前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分期叙述和总结，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的历史作用，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评价，并展望中国新音乐“他的内容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他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此外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和利用，他认为“吸收民歌的优良艺术要素”，为的是“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大众的生活和大众的语言”，“来创造更丰富的、伟大的、最民族性同时也是最国际性的歌曲和乐曲”。

冼星海是继聂耳之后，又一位杰出的革命音乐先锋，一位为中国新兴音乐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民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