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族音乐文化大融合

自汉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在此期间，中国与西域交往更加频繁。龟兹、疏勒、高昌、鲜卑等少数民族音乐及天竺、高丽等国音乐相继传入中国。位于今新疆库车一带的龟兹，因处于国际交通要道，广泛吸收了天竺及中亚各国音乐的滋养，龟兹音乐代表了当时西域音乐的最高水准，以后在隋唐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伴随通商及异族皇室联姻，有不少外族音乐家长期居住中国，如北魏时来归的琵琶高手曹婆罗门及其孙，北齐时的曹妙达，以及北周武帝聘突厥女为皇后，随从的龟兹乐工苏祗婆等，对传播

西域音乐起了很大作用。

各族音乐文化的交流汇融，大量异族的乐器也随之流入中国。主要的有呈梨形音箱、四弦四柱、横抱用拨子弹奏的曲项琵琶；以及演奏方式与曲项琵琶相似，但形制较小的五弦琵琶。在吹管乐器主要有东晋时自龟兹传入中原的筚篥，它形状类似胡笳，但有九个按孔。击乐器方面更是丰富多彩，如单面鼓“达卜”、“打沙锣”（即现今铜锣）、铜钹、星（又称碰铃或铃钹）、有十六块定音的铁片分两行置在木架上构成的“方响”，还有“■如漆桶， 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的羯鼓等等。

公元一世纪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至南北朝已十分盛行，为宣传教义， 东晋以后僧人常用“唱导”，“宣唱法理，开导众生”。它既要“商榷经论， 采撮书史”，又要“吐纳宫商”（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这一讲唱结合的形式，成为我国说唱音乐滥觞。同样为了广揽信徒，吸引众人，寺院经常有杂技歌舞表演，逢佛祖诞辰节日，还组织规模盛大的杂技歌舞游行，久而久之“庙会”就成了当时百姓极其重要的音乐文化活动场所。同时，在翻译佛经过程中，受梵文拼音启发，促成我国音韵学发展。魏时李登的《声类》， 以后沈约（公元 441—513 年）的《四声谱》等，对之后歌唱和作曲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