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十年代新兴音乐的发展 一、以国立音专为中心的专业音乐创作

1927 年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的前后，还陆续建立了燕京大学音乐系（1927）、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1928）、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30）、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1932）、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2），以及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0），和私立广州音乐院（1932）等等，但体制最完备，教学制度最正规，切实培养出一批有相当专业水平音乐人才，并在开展社会音乐活动、音乐创作等方面最有影响的，仍数国立音专。他们先后成立了“乐艺社”（1930 年至 1931 年） 和“音乐艺文社”，（1934 年）。编刊《乐艺》和《音乐杂志》季刊，还在上海《新夜报》上开辟了《音乐专刊》（后称《音乐周刊》），发表各种学术性或介绍普及性的文章；并在上海中西电台举办定期音乐广播，还举办各种类型的音乐会等，使专业音乐活动进一步推向社会。

三十年代先后从海外学成归国和由各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音乐家，有黄自、周淑安、应尚能、缪天瑞、陈洪、马忠聪、李惟宁、赵梅伯、江文也， 以及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丁善德、郎毓秀、蔡绍序等，这批包括作曲、理论、演奏演唱等各方面的专业音乐人才，活跃在我国乐坛上， 使我国专业音乐的水平，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较之“五四”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他们创作中数量最多的是供音乐会演唱用的抒情性艺术歌曲，当时出版的就有青主、黄自、周淑安、应尚能、刘雪庵、陈田鹤、李惟宁等人的抒情歌曲集。这些作品所用歌词大多是古诗词或拟古体作品，以及写景抒怀的诗作，在音乐表现上比较细腻含蓄，技巧上追求精致严谨。其中有一些作品如周淑安的《纺纱歌》、陈田鹤用古诗创作的《采桑曲》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并有意识吸取了某些民族民间音调，在和声语言上也作了一些民族化的尝试。另外如贺绿汀的《恋歌》和《雷峰塔影》，江定仙的《静境》，刘雪庵的《飘零的落花》和《红豆词》，陈田鹤的《采莲谣》等，受到黄自创作风格的影响，都具有格调清新幽雅，表情细腻而富于意境的特点，此外如应尚能的《燕语》、张肖虎的《声声慢》及李惟宁的《渔父词》等，也都各具特色，较好地发挥了艺术歌曲的特点。

这一时期黄自、周淑安、陈田鹤、江定仙、刘雪阉等人，还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儿童歌曲和适合于儿童歌唱的初级艺术歌曲，其中以周淑安的创作尤为突出。她的《儿童歌曲集》（1932）中的《小老鼠》、《打荞麦》和《外婆桥》等，词曲配合自然贴切，钢琴伴奏很有效果，而且作品的形象鲜明生动。还有一些表现儿童游戏的作品，如《天也宽》、《荡秋千》等，表现特定的动作音调富于造型感和动态感，充满儿童生活气息，因而深受儿童欢迎。

三十年代为西洋乐器创作器乐曲已开始重视民族化的尝试，这特别体现在 1934 年 11 月在俄国音乐家齐尔品（A·Tcherepnin）“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时创作的一批钢琴作品中，如刘雪庵的《中国组曲》，及获奖的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俞便民的《C 小调变奏曲》，老志诚的

《牧童之乐》，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等，都在外来乐器器乐创作中的民族化作了程度不同的有益探索。其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影响最大，该曲乐意清新，形象生动活泼，旋律优美，并成功地运用了富有

中国风味的对位化和声手法，使作品具有令人亲切的艺术魅力。马思聪作于1937 年的小提琴曲《绥远组曲》（即《内蒙组曲》），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作为素材，其中的脍灸人口的《思乡曲》，主题是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 结合展衍中融入了一些中国民间音乐的变奏手法，如歌如诉而又民族风味浓郁地抒发了乐曲蕴含的忧伤、思乡的情怀。

1936 年在第 11 届奥运会艺术竞赛中获作曲银牌奖的管弦乐《台湾舞曲》，是当时还留学于日本的江文也的作品。包括他不久后回国创作的管弦乐《孔庙大成乐章》（1939—1940 年），无论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民族意绪表现的结合上，还是对西洋乐队的驾驭上，他都堪称当时国内乐坛上的佼佼者。

我国的歌剧艺术创作也在三十年代开始起步。三十年代后半叶，在上海先后排练公演了由张昊作曲的《上海之歌》，陈田鹤、钱仁康作曲的《桃花源》以及由钱仁康作曲的《大地之歌》等。这些歌剧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如《上海之歌》揭露了上海这个资本主义商埠令人堕落的生活阴暗面；《桃花源》则借海盗骚扰的剧情隐示了人民只有不畏强暴，同日本侵略者齐心协力地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和平、幸福生活的真理。但总的来说，由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不够深入，这些作品在主题思想的表现上还比较肤浅。这些歌剧在音乐的结构上多采用西洋歌剧早期的“歌谣剧”（歌唱剧）的形式，说白与唱段相结合；在唱段的音调上比较注意通俗流畅，并穿插有重唱与合唱。这些歌剧在当时的上演，曾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虽然它们在形式上还比较简单，但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预示了歌剧这一艺术体裁在我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可能性，因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中华四万万同胞，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也召唤着专业音乐家投入到民族救亡战斗的行列中去。“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立音专师生在萧友梅、黄自的鼓励支持下，组织了“抗日会”， 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他们曾先后到青浦一带为义勇军募捐演出，到杭州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等，呼吁同胞们快快觉醒，团结抗日。民族危亡的现实与救亡图存的社会活动，扩大了专业音乐家的歌曲创作题材，他们怀着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满腔义愤，谱写了爱国抗日的战歌。萧友梅先后亲自谱写了《义勇军》、《从军歌》；国立音专的“抗日会”宣传股干事刘晏如（刘雪庵）收辑了国立音乐师生所作的爱国歌曲， 并于 1932 年在重庆编辑出版了《前线去——爱国歌曲集》；当时如陈洪的《冲锋号》、《上前线》，应尚能的《吊吴凇》，周淑安的《同胞们》、《抗日歌》，陈田鹤的《战歌》，老志诚的《民族战歌》，何安东的《奋起救国》， 都在三十年代初的爱国救亡活动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