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乐理论和思想

隋唐时期音乐理论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已经被人注重的乐律研究不甚重视，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同创作实践有关的宫调、乐曲创作中有关结构的“解曲”，以及“犯调”、“移调”等技术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阐述的，除周隋的万宝常、郑译外，还有唐代的祖孝孙、后周的王朴等。

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南卓的《羯鼓录》，以及《通典》、《艺文类聚》等史书、类书，多方面载录了当时音乐生活。

唐代音乐的高度发展，与统治阶级比较开放的文艺政策有关。唐太宗李世民认为“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之由。”批判了那些片面强调“前代兴亡，实由于乐”之类的说法。针对有人讲《玉树后庭花》、《伴侣曲》是导致陈、齐两朝灭亡的“亡国之音”，他认为“悲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这类俗乐本身并不是多么不好，亡国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政治腐败，从而将一味强调与政治联系的音乐从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唐玄宗李隆基自己就是一位颇有才能的音乐家，会作曲，擅演奏笛子和羯鼓，除曾组织庞大的音乐表演机构“教坊”外，还创立了专门培养音乐舞蹈人才的“梨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对当时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