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十年代的左翼音乐一、左翼音乐运动的崛起

1930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白区文化界组织的联络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其后成立了“剧联”等八个左翼文化联合组织，并不久就扩大到了北平、武汉等地。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目标，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对于音乐问题，在“左联”1930 年的《大众文艺》中，曾先后发表文章和译著，一方面呼吁“造就更大众的，更有理论支持的新兴的音乐”；另一方面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音乐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1932 年，周起应（即周扬）在他所译的《苏联的音乐》之译后记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已为左翼音乐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左翼文学、戏剧、电影等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音乐的配合，于是1933 年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和“新兴音乐研究会”等左翼音乐组织；1934 年又在上海的左翼剧联内建立了一个音乐小组。发起和先后加入这些组织的，有田汉、任光、安娥、张曙、聂耳、吕骥等人。他们最初的活动，主要是为左翼影剧的演出写作歌曲和编配音乐，其后创作范围不断扩大，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反抗要求以及号召抗日救亡的歌曲，并进行了民族器乐的编创和电影音乐创作的探索。他们的作品通过舞台、银幕、唱片、广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又通过组织成员，在 1935 年初发起组织了“业余歌咏团”（亦称“业余合唱团”），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市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歌咏， 在群众中建立了根基，从而使左翼音乐运动的实际影响不断得到扩大。

左翼音乐运动在从事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的同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初步的建设。1932 年聂耳的《中国歌舞短论》是左翼音乐最早的战斗檄文。文章既对黎锦晖的商业性歌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确提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又对黎锦晖“为歌舞而歌舞”，仅“有反封建的意识便以为满足”加以规劝，而且热情地指出：“要向那群众深入， 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1934 年，汀石（张昊）的《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认为：我国音乐不发达是因为实用主义这种短视的束缚，而西方物质文明是由于艺术为之提供了精髓。从而呼吁普及艺术教育、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观点。穆华（吕骥）为之发表了驳斥的《反对毒害音乐》等文章，指出了该文忽视了人民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才谈得上精神生活的解放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回避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音乐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这一客观现实，而一味追求“高尚的”，“不可摸触”的“精神生活”等。在这场论战中，虽然也触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主义音乐观，但在涉及到对国立音专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看法时，带有全盘否定的倾向，从而在理论上失之偏激和片面，缺乏说服力，这反映了左翼音乐运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国防

政府”、“国防军”，全民一致抗日，左翼文艺运动也朝着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 年初，左翼各界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口号，音乐界也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转入了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左翼音乐运动虽然历时不长，但作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新的革命音乐队伍，鲜明地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旗帜，他们所创作的反映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特别是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要求的作品，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而且它们所具有的新的音乐风格、新的时代气息，也为中国新兴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