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事谋略范畴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军事谋略范畴，是对斗智规律的本质及其不同侧面的概括和反映。军事谋略学除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根本范畴之外，还有其它一系列范畴，常见的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知彼知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利与害；上策与下策，伐谋与伐兵，心战与兵战；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虚与实，奇与正；众与寡，分与合，集中与分散；进与退，走与打、劳与逸等等。它们作为斗智规律的补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敌我双方斗智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些军事谋略范畴中，使用最普遍的主要有攻和防、进与退、虚与实、奇与正、分与合。这里重点讲一下攻防、进退。

（一）攻与防

进攻和防御不仅是战争的基本运动形式，而且还是军事谋略的一对重要范畴。

第一、它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斗智基本规律的必然反映。毛泽东指出：“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①《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②这清楚地说明，斗智必须既善攻又善防，这样才能达到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的完全胜利。不论进攻还是防御都离不开施计用谋，所以《孙子》独篇专论谋攻，《尉燎子》卷第二开篇专讲“权攻”、“权守”即谋攻、谋守，把谋与攻守结合起来，交互运用。

第二、攻与防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斗智形式。斗智是主观能力的竞赛，一切谋略实施之前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要通过攻与防这种客观形式或载体体现出来，自古以来，尽管斗智花样不断翻新，但总是展现在攻、防之中。可以说，没有不用计谋的攻防，也没有离开攻防的谋略。同时，攻与防本身在斗智中又互为条件，互相渗透。攻、守相反相成，有时以守为虚，以攻为实，有时以攻为虚，以守为实等等，就是两者相互渗透的生动体现。

第三、军事汁谋是攻防转化之机。当然，攻防转化是要有条件的，这里的条件，既有客观方面的条件，主要是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强弱变化；又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木第 450 页。

② 《孙子·形篇》。

有主观方面的条件，主要是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主观能动性当然离不开施计用谋。毛泽东在谈到当年红军由防转化为攻所具备的条件时，曾列举了 6 个方面：1、要有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要具备有利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坝敌人薄弱部分；5、要使敌人沮丧；6、要让敌人发生过失。这 6 条之中除前面两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施计用谋的范畴。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攻防转化的斗智高手。最精彩的是他对积极防御（攻势防御）的运用。他长期以来，把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并据此先后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谋略思想和原则。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抗日战争时期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年线中的外线；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抗美援朝中的阵地反击，“零敲牛皮糖”的计谋等等，都是巧妙运用攻防斗智范畴指导战争胜利的艺术珍品。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宝贵思想，用于指导未来战争。

（二）进与退

进与退以机动为基本特征，同进攻和防御密切相关。进与退是军事谋略范畴中又一对重要范畴。

“进”与“退”是对立的统一。《孙子·军争篇》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于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孝之法也。”

弱军战胜强军尤其需要懂得“迂直之计”。毛泽东讲过许多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道理。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有必要采取有计划的退却步骤。先退后进，以退为进，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退的目的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军力，待机、寻机和创造战机以消灭敌人。

巧施“迂直之计”好处很多：

第一、这是斗智斗谋，示形用诈，制造敌人错觉与不意的妙法。比如诱敌深入，退避三舍，利用有利地形，对敌广泛破袭，使敌人神经紧张，草木皆兵，进退两难；声东击西，忽聚忽散，造成敌人判断失误；拖住敌人，使敌沮丧，待时机成熟，围而歼之。

《三国志》就有这样的典型战例：公元 222 年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夺回失去的荆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师伐吴。这时，孙权命主将陆逊卒兵抗击刘备。陆逊根据刘备用兵特点，避其锋芒，采取了诱敌深入之计，后撤了六七百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猇亭（今湖北宜部境长江北岸）一带进行防御，两军相持七八个月。陆逊先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远离后方，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然后反攻。这时众将不解，都说，反攻刘备进犯应在蜀军进攻初期，现在相持七八个月，其阵地都坚固了，再反攻就不利了。陆逊说：刘备很狡猾，经历的战事多，思考问题精密而集中，开始不能触犯他。“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这时才是进攻刘备的良机。于是吴军向蜀军实施火攻，大破连营 40 余座，刘备只好率残部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这时，吴将建议陆逊乘胜追击，活捉刘备。足智多谋的陆逊没有采纳，及时收兵，北防曹魏乘机进犯。不出陆逊所料，魏文帝曹丕率重兵集给于江陵，伺机攻吴。由于陆逊早有防备，曹丕见无机可乘，只好就此作罢而归。陆逊谋略成功之妙，就在于诱敌深入，造成了刘备的错觉，一举获胜。同时，进退适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曾以吴蜀彝陵之战，说明后发制人的重要性。

第二、“迂直之计”可变被动力主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我军四渡赤水就是光辉范例。当年我军被围困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以 3 万疲惫之师，抵御 45 万精锐之敌，处于十分被动之中。在这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巧用“迂直之计”，以各种样式佯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调动敌人，避实击虚，经过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挥戈经云南北上，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向主动。

第三、“迂直之计”可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比如，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与敌相比力量悬殊很大。蒋军总兵力是 430 万人，我军才 120 万人。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和优势装备，向我解放区推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让蒋介石去背包袱，迫敌分散兵力，尔后各个击破。1946 年 7 至 10 月，敌人占领城市 153 座，我收复了 48 座，失掉 105

座。解放战争第一年，敌占城市 385 座，我占 288 座，敌净得 47 座。敌人占的地方多，守备兵力用得多，机动兵力就少，便于我一口一口地吃掉。一年中，敌人每占一城，平均损兵 2.4 万人。到 1947 年 6 月，敌总兵力由 430

万减少为 370 万人，其中正规军由 200 万人减少为 150 万人。我军由开始的

120 万人发展到 195 万人，其中正规军由 60 万人上升到 95 万人。武器装备

亦有很大改善。到解放战争第三年，敌军只有 290 万人左右，而我军增至 500 多万人，从总体上改变了敌优我劣的态势。

“迂直之计”不仅适用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即使是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毛泽东指导我军围歼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时指出：“我们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我军坚决贯彻这一谋略思想，远距离地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结果，把白崇禧集团 25600 余人围歼在广西境内，

将胡宗南集团 16 万亲人围歼于成都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