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5—16 世纪——军事谋略理论发展缓慢时期

自《孙子》问世，到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产生以前，军事谋略虽有某些方面的发展，但无质的突破，可称之为军事谋略理论史上的发展缓慢时期。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军师等军事家随之增多，军事著作也随之大量产生。到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历代兵书时，约有 182 家，经过他们筛选，选定了 35 家。东汉时，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收集了 53 家，790 篇，编成书目。班固把历代兵家著作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兵权谋家”（讲究军事计谋、综合各兵家长处的）、二类是

“兵形势家”（战略家）、三类是“兵阴阳家”（讲究天候、地理、医药、卜巫的）、四类是“兵技巧家”（设计、制造武器装备和讲究战法的）。

自汉以来，各朝各代更加重视利用兵书培养将帅和指导部队训练。北宋神宗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军官学校——“武学”，同今天一样，办学必须有育人教材，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不能育出高质量的人才。据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正式颁布《孙子》、《司马法》、《六韬》、《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作为武学学员的“教科书”、必修课，后人取名为《武经七书》，又名《武学七书》。到南宋初年（宋高宗统治时期），官方曾指定《五经七书》作为考核、选拔军事将领的重要内容。这七部兵书堪称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理论大荟萃。

“七书”的汇编、推广，不仅在世界东方古国使军事谋略得到了普及，而且七书中的《孙子》在初唐时就传入日本，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兵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流传到欧洲晚于日本。开始由精通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传播，到 18 世纪初，《孙子》译著在欧洲广为流传，东方的军事谋略在西方也得到了推广。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中的很多观点同《孙子》相似，但从军事谋略理论形态看，仍未超过《孙子》。

值得研究的是，在中国，从《孙子》问世之后到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数千年中，虽有无数卓越的军事家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迹，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军事谋略也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在这段时间里，就学科而言，只有军事谋略学知识的积累和某种程度的发展，而无质的突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不能发生质的突破呢？细而究之，是否可以说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是武器技术装备的因素。恩格斯说过，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着作战方式的变革，作战方式的变革，就会促使指导战争的理论发生变化。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冶炼、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处于世界之首，然而，我们的武器技术装备改善的速度最慢。18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洋枪、洋炮、战舰已经问世，而腐朽没落的清朝文武官员仍一味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本”，严格限制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武器技术装备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飞跃，战略战术也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被孙武等军事家所揭示的、反映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谋略思想、理论原则自然也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

有人会问，西方军事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军事谋略没有质的突破？我们认为，这与东西方军事家在总结战争经验时立足点不同有很大关系。东方军事家往往立足于谋略研究制胜之道，西方人往往立足于技术寻求制胜之术。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往往打着军事技术制胜的印记。如坦克出现后提出“坦克制胜论”，飞机出现后又提出“空军制胜论”等等，都有一点唯武器论的味道，不大重视从军事谋略上去总结战争实践经验。这恐怕是西方军事谋略没有根本性突破的重要因素。

二是哲学思想因素。军事谋略是受哲学思想支配的，尤其受着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封建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一切，唯心主义禁锢着人们的头脑，16—18 世纪，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在绝不相容的笼子里思维。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

然阻碍军事谋略的飞跃。在我国，从大量的兵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哲学思想受到《易经》阴阳八卦和老子《道德经》积极而又深刻的影响。《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对人世间事物进行推论，含有深刻的韬略思想。《道德经》实际上是论述谋略的哲学“经”。《孙子》中许多谋略思想和原则，除了接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之外，是以《易经》中的指导思想为理论根据的。但是由于儒家消极思想的影响，思维中的唯经（经典）、唯圣（圣贤之言）的封建色彩比较浓厚，这种思维定势和封建意识的影响长期残留在学术研究之中，阻碍着军事学术的发展，当然也制约着军事谋略的飞跃。

三是军事科学大综合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学科大综合的历史阶段。在 5—16 世纪，由于人们对各门学科资料没有整理研究，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常蹈之于某一学科之中。如最初一切科学包罗在哲学中。然而，当 16 世纪其它科学冲破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开始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时候，军事科学却出现了知识大综合现象。军事谋略学的理论原则在其发展中，受到这种知识综合的影响。特别是到了 18 世纪中叶，在俄国服务的英国人亨利·劳合，在七年战争史的序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战略学的许多一般性原理的原则。在这之后，就象哲学最初包罗一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一样，战略学最初也被认为是军事科学领域包罗一切知识的学问。大约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被看作是“全部军事的综合、整体化，它的总结，它的哲学。”①军事谋略学自然也被综合到了战略学之中了，由于军事谋略学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就不能不影响到这门学科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