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谋略与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不同国家对它规定着不同的内涵。一般地讲，国家安全战略是在多种情况下综合运用国家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力量，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谋略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有位学者说：国家安全战略就是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十分明显，这位美国学者所说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最高层次的施谋定策。离开了谋略，无所谓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要求领导者必须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谋划的过程。

两国相争，国大力强者不一定胜，国小力弱者不一定败。商朝在我国历史上为大邦，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商末，暴君商纣王执政，政治腐败，滥施酷刑；在经济上实行“厚赋税”的政策，掠夺民财；对异族自恃强大，只知用兵，尤其在连年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丧尽民心，结果灭亡于周。而周原是商的一个属国，国小力弱，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周文王在谋臣吕尚的输佐下，悉心研究了国家盛衰、安危的原因之后，制定了一系列计策，对内“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对外“扩大影响，争取与国”，“翦商羽翼，进逼朝歌（即商朝首都）”，“恭顺事商，麻痹纣王”，并且适时“用间”。后来证明这些计策是对头的，顺应了民心，分化瓦解了敌人。“周”虽小，但能灭大“商”，与谋臣吕尚善于运用谋略有关。因此，《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说：“周西伯昌之脱美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权兵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大公为本谋。”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武器装备越好越安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够全面的。实践一再告诉人们，物质因素虽是基础，如果离开正确的谋略指导，物质基础再雄厚也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弱国同强国抗衡，只靠拚实力，拚消耗，与“龙王”比宝是不行的，更需要斗智。强大的国家侵略弱小国家也都是诡计多端，不是单靠实力的。比如美国侵朝战争、侵越战争，苏联侵阿战争，统统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总想从改变谋略中另找出路。现在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和实力，进行谋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模式。比如美国的“以军带民”

①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的战略：苏联的“抑民重军”的战略；西欧的“军民兼顾”的战略；瑞典的“寓军于民”的战略；日本的“先富国后强兵”的战略等等。这些国家的战略构想，都包含着深刻反映各自利益的谋略思想。

美国马里兰州一位政治学教授，在美国国防大学对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安全战略中的谋略思想是这样分析的：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有三层含义：一是防御的有效性。这就是不仅有能力保卫本国国土，而且有第二次还击的能力，平时能有效地起威慑作用，战时仍有还击能力。二是防御的有限性。中国的戚慑战略是有限的威慑，不同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旨在防止大战，遏制敌方对中国发动进攻，后发制人。三是防御的非军事性。中国安全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军事因素外，还运用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谋略手段来减少外界的威胁，目的在于争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来加强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在回顾了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中国谋略思想变化过程后指出：40 多年来，中国为改善其自身安全环境，使用了结盟，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谋略思想的运用在 80 年代后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其一，改善了中苏关系，减弱了对中国的威胁。其二，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对中国安全有利。其三，随着三大障碍的消除，中国边境安全也有了改善。从这位美籍学者的分析中，即可以看到谋略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谋略思想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艺术是非帘高超的。

我们自己在这里作一点简要的回忆是有裨益的。如 60 年代初，毛泽东下决心生产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慑；继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国际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霸权主义；开展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邓小平提出消除“三大障碍”，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行一国两制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及推动大陆周边关系的改善等等。我国 40 多年的实践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力量不够发达的国家，只要善于识谋、用谋，完全可以提出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当然，国家安全还必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当今世界西方不少战略家认为，人类进入了“核后时代”，“天核重叠” 的时代，高技术、高强度、高智力、大空间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愈高，谋略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愈大、愈突出。被西方国家称为“将军之师”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指出：“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强调说：“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战略家福斯特接受了利德尔·哈特的观点，开始用《孙子》兵法研究对苏战略。他认为《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必全争于天下”的谋略思想极为深奥，触及到了战争的实质。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之为“孙子核战略”。

为什么威力巨大的核武器问世之后，人们愈崇尚《孙子》的谋略思想？为什么科学技术愈发达而谋略对维护国家安全愈重要？主要是有这样几种因素决定的：第一，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问世，急剧扩大了战争的能量，一旦爆发核战争，将威胁人类生存，这就产生了核武器相互制约效应。有人指出，核武器的作用不在于战场，而是以政治武器的身份出现的，带有谋略的色彩，这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战略理沦。

第二，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在心理上，对当前国际社会力量的均势是个很大的震撼和威胁。然而开发太空和搞“星球大战”计划，都需要钱财和雄厚的经济力量，仅就美苏两国今天的国力、财力而言，都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新的争夺，他们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机会，因而出现了美苏争夺趋向缓和的阶段。有人预计这个阶段将延续 30 至 50 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竞争仍然是激烈的，而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斗争的手段和方式将是主要的。

第三，现代“智战”突出。不仅是军事领域，凡是竞争的领域无不有智战。现在是斗智的世界，贸易战、科技战、教育战、外交战，都是智战。同时，由于现代化武器装备价格昂贵，即使富国也不得不遵循以小的代价换取可靠国防的原则。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说过：“我们在武器控制的有关方面，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智力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也说：“未来战争如要避免那种古典型的战争的话，势必愈来愈带有险诈而离奇的‘谋略战争’的形态和内容”。美国柯林斯直接了当他说：“我们国家应该比敌方先到这个智慧高峰。”

第四，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期待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特别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民族，对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整个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明显地超过了战争威胁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世界的安全。因此，在人类社会还不能完全制止战争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必然会选择有利于实现本国安全的战略。

正是上述诸因素的存在，目前世界各国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都在进行新的谋划和战略调整。一个世界性的谋略大“演习”摆到了人们面前，我们也应当在这个斗智大演习中及早进入角色。

前面提到有的国家强调运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进行核威慑，决不意味着常规武器装备不重要，常规战争不用打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其最高战略目标，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仍需要军政两手。就是说，当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变为以战而屈人之兵了，通过“战”达到“不战”。因此，我们在和平时期重视斗智的同时，不能忘记战备，在核时代不可忽视常规武器的研制和打常规战争的准备。

军事谋略地位、作用除上述二个方面之外，它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清醒地认识到，再也不能只是尾随战争之后，从战争史料中寻觅对策了，相反，现代战争往往按照谋略家们的预先设计进行。军事谋略正日益同军事预测紧密结合起来（谋划中就有预测）。军事家要赢得未来，必须运用军事谋略的原理去谋划未来；要加速国防力量的发展，就必须先谋恩未来的前景和目标；要使自己不败于敌，就必须在军事谋略上高敌一筹。由于军事谋略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作为准备战争和战争实践的一种理论表现，是打开军队建设中各种矛盾的钥匙，是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的战备、训练、武器装备的生产等都具有导向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研讨军事谋略的重大战略意义。我们应当在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中，特别重视从我国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军事谋略知识中、尤其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宝库中提取和发展“智慧之果”，以适应未来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