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正确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战争指导规律及谋略一般原则，是从战争的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可以给人指出方向，但不可能囊括（穷尽）所有的战争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只有和特殊性相结合，灵活运用，才有生命力。

战争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战争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双向结构系统。这种对抗是双方的能动对抗，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两种互逆的主观能动性的剧烈碰撞，它是一个“活的反应过程”。战争的能动对抗性，使战争的复杂性之中增加了强烈的流动性。这正如宋代何去非所指出的：“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①明代沈炼说，“用兵之法”，“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②。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时必须考虑到敌方“活的反应”， 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③所以，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阶级、国家、集团之间、时间、地点、条件又不一样。可谓敌异，战异；时异，战异；地异，战异。战争双方指挥的斗智斗勇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争进程更加变化万千。战争进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胜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总是离不开主观能动性。

古人的谋略思想中有许多可取的东西。“因敌制胜”的谋略原则是《孙子》提出的。《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我们要着重吸取的。诸如虚实转换、奇正相生、我专敌分等等，无不充满机智灵活的谋略气息。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百战》。

① 《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② 《历代名贤经武粹语》。

③ 《战争论》第 1 卷第 179—180 页。

《孙子》说；“易其事、革其谋，使其无识。”即经常变换战法，更新计谋，使人无法识破。

《孙子》说的“践墨随敌”，即既要按照原则，又要适应敌情变化的意思。

战争的实践无不说明：按照辩证法用谋则胜，按照形而上学用谋则败。战国时代，齐国将领孙膑“减灶”赚庞涓；东汉末年，太守虞诩则“增灶” 赚敌军。齐军势强，为了诱使魏军追击，故有孙膑减灶之谋；而汉军势弱， 为了震慑敌军故有虞诩增灶之计。虞诩说：“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一减一增，说明了虞诩能够针对具体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前人的谋略，因而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相反，三国时期蜀将马谡照搬韩信破赵用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谋略，违背孔明坚守街亭、依水安营的命令，扎寨于山顶这一绝地。马谡没有具体分析两次战争的不同特点和不同任务。韩信是要夺取一个要地，利在速决；而马谡是要坚守一个要地，利在持久。马谡违反军令， 错误地将兵马“投之亡地”、“陷之死地”，当魏将张邰断其水源后，蜀军士兵即遭瓦解，结果痛失街亭。战争史一再证明，具体战争的军事谋略只能从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获得，照抄照搬别次战争的谋略是一定要失败的。

战争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军事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可把前人的谋略硬套于现在的战争之中，也不可把预定的谋略计划硬套于不浙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进程之中。战争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军事谋略也必须适应战争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敌变我变，以变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