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的军政两手思想和伟大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胜利之辉煌，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军事统帅和战略谋略大师。熔哲理和兵法于一炉、冶政治同军事于一体，是大战略家毛泽东的突出特色，是其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精彩篇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从他登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起就反复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世界上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毛泽东对战争同政治间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辩证论述，为把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战争的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是人民革命战争还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是符合人心还是违背人心，则是战争胜负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人民革命战争就可以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逐步转变军事力量上的劣势，最终战胜尽管在军事上十分强大但在政治上失道寡助的反革命势力。

毛泽东的军政面手、相辅相成的谋咯思想，还基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人民军队既是战争的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战争的政治使命的执行者。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艺术，生动地、创造性地体现在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上。

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创造。”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不同于一般军事家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和战略大师，因而，他所指挥的战争，既是同敌人进行军事较量的激烈场所，又是和反动势力展开政治斗争的生动舞台，既能够施展军事家的才华，又可以表现政治家的智慧；既有威武雄壮的武戏，又有脍炙人口的文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47 页。

①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 40 页。

（一）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历来的反动势力对付革命人民，总是软硬两手兼施，一手是武力镇压，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因而进步势力和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毛泽东的革命两手策略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奉行“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把他的大批军队保存在大西南，龟缩在峨眉山上。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但由于蒋介石尚未作好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面准备，由于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所以，蒋介石在极其秘密地准备内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往华北和东北运兵的同时，打出和谈的旗号，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完全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明确提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核心是“针锋相对”。

针对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运兵，以“接收”（当时东北处于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之名行独占东北之实的图谋，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调 2 万干部、10 万大军和 100 个架子团迅速进入东北，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部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这样，既可在军事上破坏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又可在政治上造成同蒋介石谈判的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就曾扬言，东北不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存在内战，东北只是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问题，不存在同共产党谈判问题。

针对蒋介石集团所散布的所谓共产党“只要政权不要和平”的谎言和人民中存在的对蒋介石的幻想，毛泽东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和平诚意。蒋介石用和平谈判掩盖军事进攻，毛泽东则用和平谈判揭露其内战阴谋、配合军事自卫。在谈判期间，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山西上党地区的我军，妄图用军事打击要挟共产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毛泽东则指示我军坚决打击进犯之敌，用军事上的胜利配合政治谈判。正是由于我军上党战役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和平协定。这样，既为共产党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又为我军的备战和我军在东北的展开、扩大争取了时间。

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几乎贯穿了内战的全过程。继毛泽东同蒋介石的重庆和谈之后，又有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及同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1945 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主张中国的内政与和平，应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党代表举行全国会议商定解决办法，并称美国政府认为“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提出派马歇尔来华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节。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调解，欢迎马歇尔使华，恢复同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

这次谈判的核心是军队问题，亦即国共双方的军队如何统一整编问题。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才能考虑实行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周恩来则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即国家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两党之间针锋相对。马歇尔为了缩短两党之间的距离，竟提出用西方国家那种军队不干预政党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军队统一整编问题。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想劝说我

们党交出军队，当然被周恩来所拒绝。蒋介石也不同意交出国民党的军队。应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清醒，在军队这个要害问题上，国共两党

之间是不可能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同意就军队整编问题进行谈判，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用不损害革命人民基本刊益的妥协，去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力主内战的反动本质，为我党我军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好政治上的准备。马歇尔对此十分明白。一次他对周恩来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当即回道：“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嘛！所以，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意解决问题，用以教育人民”。周恩来这段话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和谈这一手的独特作用，说明了革命两手相辅方能相成的道理。正是通过周恩来同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使我党我军掌握了牵制美国政府的一个特殊手段，利用美国的口头承诺和美蒋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面前和国际舆论上剥夺了美国立即援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借口，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并且摸清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企图，这对我党我军作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准备工作是有益的。

（二）军政兼施双管齐下，保证决战胜利

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题目是《敦促社幸明等投降书》，是毛泽东为当时正在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淮海决战的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写的一篇广播稿。文章指出，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幸明等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唯一的一条生路以外，只能全军覆没，为行将彻底垮台、灭亡的蒋介石王朝作可怜的殉葬品。这是毛泽东为配合我军的强大的军事攻势而发动政治攻势的一篇代表作。

以军事打击为后盾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保证决战胜利，是毛泽东统率我军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一个英明决策，是决战棋盘上致敌于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崩溃和彻底失败的很厉害的一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运用。

下面让我们用辽沈决战中的长春战役，来说明毛泽东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

1948 年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统筹全国战局，决定把决诚方向首先指向

东北战场。当时东北蒋军 40 多万分别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点上。为

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就地全歼敌军、辽沈决战开始前，我 10 万大军即在长春外因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包围圈。

当时长春守敌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所部新编第 7 军和曾泽生

的第 60 军，人数亦为 10 万。

敌军占领长春后，曾聘请国内外专家，参考世界各国防御工事资料。经过精心设计，在原伪满首都新京的某础上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构成了号称“坚冠全国，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蒋介石所以要郑洞国守住长春，一可牵制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二可伺机驰援沈阳敌军，他们凭借的唯一优势是坚固的工事。我军如若硬攻，不仅要付出相当伤亡，而且极易震动锦州敌军向关内逃窜，从而破坏我军全歼敌军于东北境内的战略计划。于是我军对长春守敌施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相兼并用的方针。

本来，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更何况守敌 10 万兵马不可一日不食，

不可一日无食。经过我军近 5 个月的包围、封锁，到 1948 年 10 月，长春守敌已处于粮尽援绝、内外交困的境地，不仅士兵叫苦连天，士气沮丧，削弱了战斗力，就连守敌的高级将官也是瞻念前景不寒而栗。这样就为我军发动政治攻势，进行政治瓦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长春守敌 60 军军长曾泽生是一位有抗日战绩的将领，又非蒋介石嫡系。自从 4t 越船运到东北“剿共”以来。他目睹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嫡庶之分和尔虞我诈，备尝蒋介石的冷遇和歧视，对蒋介石怀有不满情绪。但象他这样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要从国民党的阵线中站到人民一边来，又并非易事，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很难实现的。针对曾泽生思想苦闷、犹豫不决的心态，我围城部队首长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晓以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人民革命之大义，明确指出，死守长春只能城破被歼，向沈阳突围必被歼于途中，只有反蒋起义才有光明前途。我军的政治攻心促进了曾泽生的觉悟。在我军攻克锦州、整个东北敌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曾泽生毅然率部反蒋起义。曾泽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郑洞国突围的计划，使郑洞国处于守不成又跑不掉的悲惨境地。郑洞国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此时，周恩来亲笔致信郑洞国，劝他弃暗投明，走曾泽生将军的道路，与人民解放军共襄义举。但郑洞国毕竟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他既不想为蒋介石送命，又不想落个背叛蒋介石的名声。于是，在我军攻进长春后，郑洞国及其所属只好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长春守敌 10 万全部瓦解，长春这座现代化城市回到人民手中。

上述例子生动说明，正义之师对反动势力军政两手并用比一手独施，效果要大得多，胜利要快得多。特别是在反动势力发生政治、军事的双重危机、其内部矛盾加剧、未日来临的情况下，人民革命力量的军政两手井施的攻势，会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先战而后屈人之兵”的辉煌成果，从而加速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正义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军政两手相辅，才能相成。战争既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搏斗，又是政治上的较量，既有军事强弱之争，又有政治优劣之分。军事打击是战争的基本手段，是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的前提和后盾，军事压力不大，军事打击不力，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就难以发生效力。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两年，由于当时敌强我弱，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还不象以后那样深重，我军政治瓦解虽有效果但不很显著，当时敌军向我投诚和起义的只占被消灭敌军总数的 2％左右，而且大多数为敌军的下级军官和零散部队。但到了决战阶段。双方军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可以对敌施行更强大压力和打击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军的政治攻势已成为消灭敌军重兵集团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使敌军高级将领和建制部队在战场上起义反正，而且能够争取称雄一方的敌方军政长官站到人民方面来。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共消灭敌军 154 万人，其中被我政治攻势瓦解（包括投诚、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的达 42 万人，占总数的 27％。可见，军事压力愈大，军事打击愈有力，政治攻势成就愈易于成功，成效愈大。

另一方面，政治攻势和政治瓦解又是配合军事打击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政治攻势具有瓦解敌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分化敌人营垒、打乱敌军战略部署之独特作用。

上面，我们谈了历史，用古代军事家的生动实践和现代大战略家毛泽东的辉煌战果，说明了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和军政两手相兼并用的威力。

历史如此，现实和未来亦然，要使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脐身于世界之林，既要大力增强我们的物质力量，又要切实巩固我们的精神阵地，既要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威慑能力，又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善于“代谋”与“伐交”。我们特别要清醒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顽固敌视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首脑，始终没有忘记用他们的军事、经济压力加和平渗透这两手来对待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力图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所以，今后我们仍需要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用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去同敌对势力作斗争，以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