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谋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军事家群星灿烂的国度。我国古代兵家不仅以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闻名于世，而且尤以他们丰富多采的奇谋方略引人注目。在我国古代兵家的各种各样的奇谋方略中，军政两手并用的谋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即已看到了军事同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军队担负着“除暴、讨乱、禁不义”的任务，负有力国家民族“扶危”、“除忧”、“救祸”，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使命。

我国古代的一些军事、政治家不论是在治国、安民、平天下上，还是在治军、打仗、夺取战争胜利上，都很注重军政两手相兼并用。我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文武兼备思想，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这里的“文事”就是政治， “武事”就是军事。孔子主张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同时期大军事家孙武在他的著名兵法《谋攻篇》中论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时，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先进思想，把“伐谋”、“伐交”这种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和攻势放在了“代兵”、“攻城”这种军事斗争和攻势的前面，可见他对军政两手相兼并用之重视程度。孙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实践的一条客观规律：只有军事攻势而不搞政治攻势，是极为片面的，因而构不成完整的先进的谋略。

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著名兵法著作《六韬》则进一步发挥了《孙子》的谋略思想。《六韬》既讲了“武韬”，又讲了“文韬”，而在《武韬》篇中又专门论述了“文伐”的作用，提出了军事攻势中的十二条政治攻势方法，说明“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道理。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文伐”即政治攻势是发动军事进攻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当“伐谋”、“伐交”不能奏效时，就要“伐兵”，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要把“文伐”同“武伐” 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光靠“武伐”，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的“文伐”即能“使敌降服”。

成书于西汉的著名军事著作《黄石公三略》，继承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指出“行兵之要”必须“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必须“德威”并用、“仁法”兼施，论述了“刚”与“柔”、“德”与“威”相辅相成的关系。书中说“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认为刚、强、柔、弱适宜，才能兵有所成，“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书中说“无德则叛”、“无威则弱”，主张仁法兼施，“仁施于顺”、“恶加于凶”。《黄石公三略》中的“刚柔相济”、“德威并施”显然是军政两手的古代说法，“刚”与“威” 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动”，“柔”与“德”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怀柔”和“精神感化”。

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的谋略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汉代以后，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诸葛亮，唐王朝贤明皇帝李世民和大军事家孪靖（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中的李卫公），宋代开国皇

帝赵匡胤，以至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等，都从不同角度继承并在战争实践中发展了先秦兵家文武一体、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井用以指挥了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业绩。可以说，古今中外，凡有才智、有作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无不懂得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无不明白“武以力胜，文以德胜，文武兼施，方能尽胜”的真诚，无不通晓“文武兼备之道”、“刚柔相济之术”、“恩威并用之谋”。

我国古代兵家的这种治国方略、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给近代、现代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深刻影响。

（二）诸葛亮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生动实践

诸葛亮（181—234 年）今山东沂南人，曾任蜀汉刘备政权的军师、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

诸葛亮生逢“乱世”，当时汉室衰微，宦官专权，世族豪强争霸，战争连年不断。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即博览群籍，尤好兵书，交游士林，关注时局，并立下了一生要成就一番事业，统一天下的凌云壮志。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27 岁那年走出隆中辅佐刘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他不仅表现了公忠体国、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更施展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智慧、外交才干和军事艺术。他既善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政治上纵横捭阖和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他可以说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善于使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一个古代典范。

诸葛亮一生指导和指挥了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战役，但最能反映诸葛亮军政两手相兼并用这一特色的，是他亲自率军出征夷越，成功地平息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结束这一地区动乱局面的生动实践。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在这里的羌、叟、僚、濮等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之民”。特别是东汉末年的中央王朝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些“侵犯蛮夷”，拼命搜刮少数民族人民的贪官污吏。而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骚乱、起义和反抗，东汉统治者又总是沿袭历代“攘夷”的老办法，一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结果，加剧了汉王朝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称兵作乱，“带郡称王以叛”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吸取历史教训，他在出山前的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方针。蜀汉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先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试图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诸葛亮的这一方针却被当地一些拥兵自立的首领和“夷帅”视为蜀汉王朝的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和割据活动。于是，诸葛亮一改“抚而不讨” 的方针，采取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方针，既发动政治攻势，又进行军事讨伐。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南中叛乱不解决，后方不安定，就无从北伐。这就是所谓“惟思征北，宜先入南”。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 225 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当诸葛亮从成都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似有所言。诸葛亮诚恳地对马谡说，你我共事多年，常承指教，请惠赐良计。马谡于是说道：南中“夷帅”

仗其偏远、险要，不服朝廷久矣；丞相亲征，无疑必胜，但大军一退，难保他们不再背反；将来丞相举兵北伐，与强敌相抗。“夷帅”探知国内空虚，其反必速，此番若以武力把他们斩尽杀绝，又非仁义之师所为；照我看来，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望丞相详察，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马谡这番语，诸葛亮听后连连点头，说“甚合亮心”，并立即纳作“平南之策”。

当时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中有三个著名的势力大的叛乱首领，这就是雍闿、高定和孟获。诸葛亮先后斩杀了极其顽固的雍闿和高定后，于盘江上游（今云南曲靖地区）同孟获展开决战。孟获当然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一交手即被诸葛亮生擒，孟部溃败。至此，军事讨伐、武装平叛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到此为止，决心对深得“夷汉所服”的孟获进行政治攻心，以使孟获和他影响下的大小头目及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真心归顺蜀汉朝廷。为此，诸葛亮布兵营阵，让孟获观看。孟获看后不服，说道：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才打了败仗，今番承蒙赐观营阵，不过如此，若放我回去整兵再战定能打败你们。诸葛亮听后微微一笑，当即把孟获放了。这样反复了几次。在最后一次“亮犹遣获”，还打算放孟获回去整兵再战时，孟获不走了，他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就这样，诸葛亮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南中地区称兵倡乱经年的反叛势力剪除、平息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显然是诸葛亮善于实行兵战与心战、军事付伐与政治安抚相结合的斗争方略的结果。

这就是蜀汉末年史学家陈寿的名著《三国志》中关于诸葛亮五月渡沪擒纵孟获一事的记载。此事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的笔下，就演化成了《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七擒七纵的长篇戏剧故事，这当然是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了。但不管是史笔还是文笔，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两者都在通过诸葛亮又擒又纵的事迹，生动地表现诸葛亮军政两手相辅相成，通过军事征讨和政治安抚，达到稳固后方、巩固边疆的战略目的。

诸葛亮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原因在于诸葛亮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他不是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是看到战争以后的政治大局和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一点史实。诸葛亮征讨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的战事结束之后，在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尽量录用当地拥护蜀汉中央政权的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作南中地区各级官吏，还起用一些政治上可信赖的又在当地百姓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头领和“夷帅”，作为蜀汉中央政权中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就拿被几擒几纵的孟获来说，后来被诸葛亮清到成都参加中央政权机构，成为职掌监察大权的“威慑百僚”的御史中丞。诸葛亮这样做，既是为了加强蜀汉中央政权同南中地区的联系，加强汉族同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为了改革东汉以来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只讨不抚”、实行残酷镇压的弊政。

正是由于诸葛亮实行“抚而不弃武征，讨而不以力制”的正确政策，才使一向连年骚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南中地区出现了一个“纲纪初定、夷汉相安”的新局面。这一巩固边疆的正确方略，既为北伐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治国平天下留下了宝贵经验。后代大政治家裴度对诸葛亮“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这一点极为称道。的确，诸葛亮受西南各族人民崇敬，至今未减。

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作了一副对联：“能攻心者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诸葛亮的赞颂，同时也是对后来统治者的告诫：对各族人民务必采取正确的政策。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采取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的策略，借鉴了诸葛亮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