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情报分析

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涌入指挥机关。这些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外交的、经济的。而且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搜集到的形形色色的敌方情报真假混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实的，还有一些是互相矛盾的。只有将得来的各种情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数学、运筹学等科学的方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提炼综合，才能成为谋略决策的依据。在如何提炼和综合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供谋略训练的

例子：一位研究者在苏联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家工厂领导给编辑的信，抱怨原料供应缓慢。一位武官又送来了火车行车时间表变更的消息。这时，《真理报》正为靠近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发动一次招收工人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 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篇演说，歌颂同一地区工业振兴。这篇演说中还穿插一段富于神秘性的关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话。根据这些片断，情报专家就能发现苏联两个新原子工厂的方位。

指挥员在构成判断、作出决策时，绝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发人深思的例子。

1941 年德国加紧了战争准备，向苏联边境调动了大量部队。但德国间谍机关四处散布消息，说兵力东调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

（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情报机关越来越多地发现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但同时也陆续得到德军散布的所谓旨在声东击西的情报。而这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情报，相信那一个？斯大林在判断时， 由于迷信苏德条约，以及非常担心出现战争局面而产生了一种心理性倾向， 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是“声东击西”。甚至在苏联情报总局已经获悉了德军将在 1941 年 6 月的下半月对苏联宣战的重要情报后，斯大林仍固执地不相

信。他在情报总局上送的绝密情报上用红墨水笔批示说：“这份情报是英国的挑拨，查明谁在进行这种挑拨，并予以惩治”。结果由于判断失误而招致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则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轻信他的情报机构的某些“集体智慧”。1939 年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如果各部大臣听任自己养成一种心情，只重视那些同自己的愿望一致的情报，那么他们就会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 1940 年 1 月 10 日，1 架德军高速飞机，因迷航迫降在比利时，机舱里发现了德国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还有希特勒的命令文件稿。对此不少英法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德国的骗局，有意制造假情报。丘吉尔则反对这种解释。他设身处地为德军推想：瞎闹这样一场骗局什么好处也没有，德军没有必要搞这样的骗局！后来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唯物主义者斯大林，不小心犯了唯心的错误，但后来在实践中纠正了， 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仍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唯心主义者丘吉尔， 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唯物起来，倒也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