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谋略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的认识：

《孙子》论“计”，涉及到政治、自然、将帅能力和军队战斗力等诸因素。

《兵法百言》提出：“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它认为，好的计谋，是根据敌情、我情、古人经验、兵法著作、天时地利及有关事物制定的，是按军事法侧制定的，是反复斟酌制定的。其中，对“古”、“书”、“法” 的掌握，在于将帅平时的主观积累，“反勘”是谋略的思维运动过程，这些都可看成是谋略的主观因素，其余的则是谋略的客观因素。

《百战奇法》认为：“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它所强调的谋略客观依据是将帅能力、军事力量、地形、经济等诸因素。

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论天下大事的《隆中对》，是古代谋略史上的突出典型。诸葛亮认为，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辅，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四通八达，是用武之地，但刘表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但刘璋弱，不知存恤，那里的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既是帝王后裔，信义又著于四海，等等。这里，诸葛亮对曹、刘、吴以及刘表、刘璋诸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作了精辟分析，从而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谋略，并提出了实现这一谋略的步骤。当刘备依照诸葛亮的谋略办事时，便取得了胜利，如与东吴联姻，赤壁之战，夺取荆州、益州等；当刘备违背诸葛亮的谋略时，便遭受重大的挫折，如关羽鄙视东吴而失荆州，刘备一怒兴师伐吴而遭致彝陵之败。

谋略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能产生奇功异效；没有客观条件可利用的、纯靠主观想象的谋略只能是败军之道。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基础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谋略客观基础不是毫无联系的杂乱堆集物，而是有规律性的。古人对此已有一定的理解。他们提出的各种高明的谋略，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敌我、攻守、虚实、正奇、强弱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进行一定分析的结果。《孙膑兵法》说， “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道”即客观规律。《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强调，“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说的就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利害共存性。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致使客观条件中的利害相互依存，在同一作战条件下或行动中，总是利害相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害”，军争之中就并存着利益和危险两个因素。

其他作战行动也大多如此。例如在进攻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冲击、发扬火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重点防守之处。军事上的各种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比如，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可以换得一定的时间；放弃局部的利益，可以争得全局的胜利。利害不仅共存，而且互相转化，利可变害，患可化利。由于利害的共存与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谋略就应当既知利，又知害，以患为利，以利为患，权衡利害，转患为利。

变动性。朱元璋曾形象他说，“战陈（阵）之势，阖（合拢）辟（疏开）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①军事谋略客观基础的变动性，要求军事谋略随机应变，做到因情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机丽变，因势而变，因法而变⋯⋯，在变化中求“诡道”，求良策。不能只是盯着“上一次”，而必须紧紧盯住“下一次”。任何下一次战争都不是上一次的复制品。所以，

《孙子》强调“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活用战法原则，《尉缭子》提出“机在于应事”，认为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及规律性的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和运用谋略，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它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谋略的客观基础所作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他说：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①同样，也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引出谋略。他强调：“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前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②客观实际与谋略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客观情况是

第一性的，谋略是第二性的。正确的谋略，都来源于客观实际，反映客观实际。错误的谋略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历史上，从主观愿望、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定谋，导致损兵折将的情况不乏其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不同的侧面，对谋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固然，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客观因素对谋略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独立地抽出某一个因素，或忽视某一个因素，都不足以制定正确的谋略。谋略客观基础的多元性，本质上是由战争致胜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克劳塞维茨说：“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③谋略，作为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全面地认识客观条件中的诸种因素。

毛泽东说：客观实际包括敌我双方，“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军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指除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的一切影响军事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各种因素。它包括制约军事活动的所有物质因素，如国家政治状况、军事力量、经济、科技、自然因素等，还包括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各种影响军事活动的精神因素，如民心、士气、心理等。同时，对方军事家的脾性、能力及谋略也是我方军事谋略的

① 《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46 页。

③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4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66 页。

客观基础，因为它们同样是独立于我方军事家头脑之外的客观存在。定计用谋，不仅要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还必须从群众的情绪、军队的士气的实际出发，不仅要从我方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从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

刘伯承元帅则提出了著名的“五行术”。他强调，指挥员“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而定下决心。”②他谆谆告诫我们，“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下面，我们将对谋略的诸种主要客观因素作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