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 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① 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 年 2 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 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① 华兴会于 1904 年 2 月在湖南长沙成立，主要负责人有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黄兴任会长。

1895 年与 1900 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 1906 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 1906 年 12 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 年 5 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 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 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 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 年 3 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 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

于 1904 年冬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等，蔡元培为会长。

习所于 1904 年 6 月在湖北武昌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胡瑛、吕大森、张难先等。

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 1908 年 11 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 年 2 月

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 年 4 月 27 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①。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 1911 年初，由蒋翊武①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 1907 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 年 10 月，孙武、焦达峰①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 1910 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

①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人。十五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后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 年被选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他在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界的抗俄、排满革命活动，并在课余悉心学习军略，参观兵操，练习驰马射击。1903 年回长沙任教。1904

年组织华兴会，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在长沙举行起义，因事泄失败。起义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次年，结识了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被推为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黄兴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① 这是一次由同盟会策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1906 年，同盟会总部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刘在长沙主持全局，蔡往萍乡策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联络各地山堂，成立“洪江会”。拟于 1906 年旧历腊月底分三路起义。后因事泄，清军突袭浏阳麻石起义机关。12 月初，龚春台在江西萍乡高家台率众起义。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军队纷起响应，推举龚春台为都督。旬日之内，起义武装发展至三万余人，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起义武装因各自为战，至月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等被捕牺牲。

① 起义前，黄兴等计划以新军为主干，以革命党人组成的“选锋队”为中坚力量，并发动广州附近的农民

配合，分兵十路进攻广州。后因内奸告密，广州全城加强了戒备。在实力尚未集中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等率“选锋队”百余人单独行动。结果起义失败。这次起义殉难的七十二人葬于黄花岗，故称黄花岗起义。

①，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

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①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②。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 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