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护国军的战略设想和作战编成

云南宣布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决定仿照辛亥革命的办法，设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① 参政院系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设立的新机构，参政员多为清朝遗老和袁的亲信幕僚、政客，其职能是“应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

① 1915 年 12 月 5 日，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并一度攻占电话局。终因兵力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次起义，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② 1914 年 8 月，原国民党人李根源、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冷遹、林虎、程潜、陈独秀、李书城等百余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该会创建之初，闭口不谈革命，只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外局势。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事件发生后，竟把“联袁对外”作为该会宗旨。后来，其中绝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讨袁行列。

起义的领导者认为，云南之西、南两面与邻国接壤，东、北两面与川、黔、桂毗连，要讨袁护国，应以云南为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师，以震撼全国。其基本战略设想是：一路由云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队出叙州（今宜宾市）、泸州，进据重庆、夔州（今奉节），直下宜昌、武汉，另一支部队出宁远（今西昌），过成都，越岷州（今甘肃岷县）、洮水，趋甘肃、陕西，进据西北。

另一路由云南入广西，驻师梧州，然后以一支部队东下广州，北出震动江左，东出进据闽浙，另一支部队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阳、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长沙、岳阳，震动武汉。

第三路由云南入贵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区，然后以一支部队经新化取长沙，北上岳阳，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队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

进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首先进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进而抵达武汉、闽浙、陕甘；第三步，以闽浙方向取守势，以陕甘之兵相机威逼袁军右侧，以武汉方向之主力大举北向，直捣袁逆巢穴。①

上述战略设想，固然反映了起义将领们气吞山河的宏图大志，但以云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实现这样大的战略目标，显然带有相当的冒险成分和不切实际的空想。

护国起义之前，云南驻军计有两师一混成旅，连同驻防各地的警备部队，总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①。护国军领导者根据上述设想，将原有部队扩编成三个军（编制序列见附表一）：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三个梯团① 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沪州后，进攻重庆；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两个梯团入桂，拟直趋南宁，会合桂军后，分进湘、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汉。唐先派徐进为先遣纵队长，同戴戡等入黔发动起义；继派赵钟奇率一个梯团入黔，拟会合黔军，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勋率一支队出会理、宁远（今西昌），相机进取成都；此外，尚编组一挺进军，由黄毓成统率，拟直趋辰、沅，取常德，游击于武汉、荆襄一

①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出身贫苦，1898 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梁启超的赏识，后在唐才常、梁启超资助下，留学日本，先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1904 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新军和陆军学堂任职。1911 年在云南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时，武昌起义爆发，他支持并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为都督。1913 年调北京任职。

① 唐继尧（1881—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云贵总督府参谋、云南讲武堂教官等职。1911 年任新军管带，参加云南起义。1912 年，唐受蔡锷派遣，率滇军占领贵阳，颠覆了由革命派自治学社领导的贵州军政府，与贵州立宪派、旧官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出任贵州都督。1913 年蔡锷奉调入京，举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 年 6 月，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

① 《续云南通志长篇》卷四。按：所谓“外交紧急”，是指袁世凯拟派特使周自齐赴日，向日本天皇赠勋，准备以卖国条件换取日本承认帝制一事。

带。另委原国民党员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抚使，分别回川、湘两省集合讨袁武装，开辟敌后战场。

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每支队配有山炮二至四门，机关枪二至四挺，枪支多为德国造①，全军共有官兵六千余人，部队一般都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其余两军的官兵质量和武器装备均差于第一军。

护国军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为适应作战需要，遂实行紧急扩军。其办法是：以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当地义勇约四千人，随第二军行动；派马文仲等募集游击队七营，负责省区防务；派马为麟在省城设立征兵事务所，规定征兵区域，选派干员分赴各县督办，除召集退伍士兵外，还募集识字壮丁，带回省城编练；集合各县的保安团、保商团进行正规训练，补充作战部队。由于滇省人民认识到护国讨袁系正义之战，均“志切请缨”，踊跃参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滇省正规部队由原来的两师一混成旅（共十二个团）扩充到三十六个团，约二万二千余人①，使三个军的兵力得以充实。

随着军队的扩充，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对于地瘠人稀的云南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都督府决定采取以下筹饷措施：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助军费；将原拨付中央的盐税协款全部截留；设立筹饷局，动员各县殷富绅士捐款，并规定各县应捐数额。通过以上措施，共筹款二百七十多万元。另外，派吕志伊、龚振鹏等前往香港、越南、缅甸及南洋一带向华侨募捐，共得十二万八千余元。至 1916 年初，加上云南中国银行所存银币二百万元，共筹款近五百万元，初步解决了军费的困难。因此，部队出发时，给每个士兵预发三个月薪饷①，官佐按级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军需局领取。这样，官兵无后顾之忧，参战部队“皆意气奋扬，有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概”，②士气大大超过北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