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一、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虽然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但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据有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七八个省和几十万军队， 在临时参议院中还有相当的力量，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 袁世凯采取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分化、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民主政治，以便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前，曾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并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和外交官员，制定官制、官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约等，须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命令，须经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孙中山企图用这些条文束缚袁世凯的手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违背了“谨守宪法”的誓言，无视共和政体，肆意践踏临时约法，凡事置内阁于不顾，专横跋扈。1912 年 6 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问题上，公然破坏公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①，独断专行，将内阁总理唐绍仪逼得弃职出走，农林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也愤而辞职。唐绍仪辞职后，由陆征祥任国务总理。不久，又由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1912 年 4 月，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各党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党主要由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骨干组成①。它们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力图控制国会。同盟会则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 1912 年 8 月建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当时表示自己从事实业，故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企图在妥协中求发展，幻想在暂时维持袁世凯个人权位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扩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 1912 年 12

月至 1913 年 2 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游说，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希望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以分袁之权。宋教仁的活动，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

① 此次作战，革命军官兵共伤亡八百四十多人，丢失山炮十八门，步枪六百余支，子弹二千三百余箱。（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 166 页。）

① 11 月 19 日，“海容”、“江贞”、“湖鹗”三舰从九江上驶，通过刘家庙清军防线，抵达武汉江面。

凯。他派人于 1913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暗杀。“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 月 26 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 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黄兴、陈其美等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于“宋案”，主张“静待法律解决”

①。当时，不少国民党要人与黄兴持相同态度，孙中山孤掌难鸣，只好暂时

作罢。革命党人的犹豫不决，为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