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1918 年 2 月—5 月）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 1918 年 2 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阳；在四川战场上， 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 “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 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 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 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 年 8 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 9 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 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 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③。11 月 21 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焜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 擅自逮捕枪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1918 年 1

月 3 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③ 孙中山：《致襄阳黎联军总司令等电》，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 46 页。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场。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① ， 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①，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阳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阳，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