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管理

威廉·M.鲍恩 赫伯特·J.鲁宾爱德华·w.希尔

本编引言认为城市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服务。无疑，提供服务是城市存在的主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的存在亦是出于自由企业制度范围内的价格地理布局的需要，任何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地方政府的财源都与地方经济的产出和产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政府用于提供服务的大量资金均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地方经济——不论它是来自于资产、工资、营业税还是其他税和用户费。发展经济作为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本章首先考察经济发展现实背后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对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所面临的某些日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一论述。

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通常从事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活动，如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加强和扩充征税基础以及努力使本地区范围内可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等①。这些专业人员的工作主要是关注人口的变动、劳动力、资金一劳力比率和土地、劳力、资金在本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等。他们能够得以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地方政府最好对私营部门市场的产生、发展和维持拥有强有力的干预能力。

也许需要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岁月变迁。从某个侧面看，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能够在大规模的历史变迁面前肩负起领导责任②。经济竞争的地理区域已逐渐由一国发展到具有全球性。跨区域经营的公司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向多重地理区域拓展，从而导致主要生产要素从根本上重新进行组合。这种全新的公司结构采取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主要基于私人资本流动性这一优势的投资模式，从而使地方经济得以发展和改变。就业基础正由生产商品转向提供服务，制造业系统也日益趋向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的程度越来越低。面对着这样或那样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专业人员面临的基本抉择具有双重性：要么完全允许这些变革按各自的条件不受制约地发生；要么建立一种变革机制有意识地引导和驾驭地方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应。

由于地方经济极易受外部市场力量的影响，因而也出现了委托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现象。地方政府不能像拥有流动资金的公司那样进取和发展，因为地方政府要常常依赖这些公司。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应付外部市场压力时的基本方法只有三种，而通常大多数政府所能实施的办法却仅有一种③。

大多数地方政府能够而且确实在运用的一种办法通常叫做“建立经济基地”。这种办法的目的是提高地区外部对本地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出口）。理解这种做法理论根据的方法就是，假定你就是你所生产的产品，而你所生产的正是其他人想要购买的产品；来自于地区外部的购买力创造了本地劳动力的需求；用于支付给本地劳动力的工资也创造了对住房、食品和其他各类消费品的需求；因此，地方的消费需求是以该地区劳动力在出口工业中的盈利额为依据的；而地方劳动力的工资价值又取决于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

值和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上就是存在于各种产业维持、产业发展和贸易发展计划背后的理论基础。

地方政府对外部市场力量所能采取的第二种办法通常叫做“进口替代”，就是替代以前从地区外部进口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措施通常是合乎需要的，但由于市场经济中地理布局的现实，又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地方经济在整个国家市场上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他们只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贸易是跨州自由进行的，阻止进口价格较低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地方开发者也可以实施一项改进的进口替代战略，其办法是研究供应厂商和用户怎样布局才能降低联合生产的成本和提高每个公司的竞争能力。如果两家企业在地理布局上彼此靠近就可降低生产成本的话，那么这种经济现象就叫做“聚集经济”。 “聚集经济”的例子很多，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加。例如，“及时存货

制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基础之上的，即如果能够安排供应厂商把原材料在生产过程需要之前及时运到，那么生产者就可以大大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从理论上讲，这是通过降低存货成本来降低生产总成本。但实际上，“及时存货制度”也有其消极影响，即生产者易于受到原材料供应厂商的支配，因为当生产者开始生产时，供应商必须及时准确地将原材料送到。鉴于两家公司在地理布局上靠得较近，能使原材料供应商按预订计划及时供货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而实施“及时存货制度”可能会形成一种以生产者为中心的“聚集经济”。一般说来，“聚集经济”在服务业部门占有主导地位。这种类型的进口替代战略通常是在经济基础发展计划的第二阶段中使用的。

地方政府对外部市场力量所能采取的第三种办法叫做“累积生产职能”， 是供方的一种策略。这意味着，通过提高私人资本投资或生产过程中当地构成的边际效率，该地区将获得对其他地区的竞争优势。供方开发投资有许多实例，其中有增强基础设施、改进教育制度和提高环境质量。与典型的地方管辖权相比，这第三种办法对较大和变化较多的地理区域可能更为适用。

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的基本理论通常依据的是地方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基地”法。这种理论首先认为，地方经济对外部市场环境具有脆弱性；其次主张地方政府应无可选择地参与经济发展活动，因为地方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外部对本地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地方政府对地区外部需求即使能施加影响其作用也不大。因此，地方政府是在与其他地区经济竞争压力的驱使下寻求改善其经济基础的措施的。经济竞争被认为是一种提高出口的手段，能够使地方经济具有额外的生产能力。

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往往是通过讲效率的或企业式的手段来提高地方政府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实际上，这种做法是用各种公共手段满足私营部门纳税人的要求，比如对私营部门中经过挑选的一些公司给予补贴，以鼓励人们在本地区进行投资。和商人争夺资金控制一样，地方经济发展部门中的专业人员也参与同其他地区同行的激烈竞争，每一回合都是用公共权力与资源（如实行补贴）换取私人部门到当地进行投资。对投资的私营部门的补贴政策是多种多样的：如对增值税收进行融资，减免税收，签订租赁协议，降低土地费用，提供基础设施及停车场，通过贷款资金和风险资本的形式参与股权以及提供工作培训等等。这种形式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缺陷是它通常不能为地方带来新的经济活力。

理论研究表明，公共部门对公司所在的范围广泛的地区很少能施加影

响。这种影响已为市场——消费者的分布、运输成本、特殊原料及劳动力的分布等所取代。由地方一级，比如由一个中心城市区域内的多个城镇所提供的鼓励措施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布局决策，使其对邻近的城市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作法，只是成功地将收入从其他纳税人手中转移到新的企业集团的股东手中④。

应当指出的是，州一级的情况同地方一级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各州、各地的经济繁荣主要都取决于他们同各自对手竞争时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一个拥有诸多经济竞争地区的州，其自身在经济上多半也具有进取心。而且，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州政府都不可能对其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进行政治控制。管理州际商业的权力在联邦国家而不在州一级。因此，州和地方一样也在试图制订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其理论依据同地方政府的一样。

还应指出的是，国家一级的情况与州和地方的情况大不相同。尽管国家是一个必须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地理区域，在这一点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州际和地区之间的竞争类似，但是国家政府却拥有州和地方政府无法拥有的广泛权力。国家政府能够控制移民、规范资本流动、印刷货币并控制其发行量、制定贸易法规，以及利用军事或外交政策对别国的经济施加影响。但与州和地方的经济相比，国家一级的经济相对来说是封闭的。而且，因为处于相对封闭经济中的国家税收结构不能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⑤，因而国家只能得益于下述特定所选属区的经济：（1）与可供选择的地区相比，所选属区的工业混合程度高；（2）所选属区的地理位置可为公司创造较多的竞争优势，能使公司比设在其他地区获得更多的国际出口；（3）所选属区具有创造新的资本的独特长处。这也是目前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内部事务干预基本上只限于宏观经济税收、支出和金融管制等几方面的原因。只有创造出新的财富，而非仅仅是生产能力在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转来转去，国家政府才能从州和地方的企业活动中获益。

地方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环境

本书的其他各章论述了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在其他领域的工作环境。然而，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工作环境与其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环境有三个主要区别：第一，正如前面提及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在工作中要与其他地区的同行进行竞争，因为一个城市所获得的收益正是另一城市所失去的东西⑥。

第二，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环境缺乏控制能力。尽管行政管理人员也会被要求用较少的资金去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如果有充足的资金，大多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是能完成各自的工作目标的（例如，用现有的费用经过努力，可以买到更好的交通信号器材或重修马路）。相反，正如一位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所说的⑦：

“这是一种无论你工作得多久，工作得多么努力，工作得多么尽职，似乎都对最终的经济业务决策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的工作。那些最终决策通常是同国家经济或‘核心层决策’，而不是同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对经济地理和经济计划以及对美国经济发展协会规定的专科教程的学习，或经过在职培训，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将掌握本职工作的财政和组织手段。然而人们对这些手段在促进商业发展和吸引商业到社区方面的作用并无把握，投资刺激、税收减免、劳工培训、增额税收资金融通区的设立或

鼓动购买的广告宣传等的效果也都无法确定⑧，即使许多人认为这些措施是对“商业气候”⑨主观意图的反应。

第三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区别是，许多经济开发专业人员不是市政府的雇员。那些作为市政府雇员的人包括：授权行职人员，执行新职能的策划者， 或将传统的居住和邻里工作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社区发展官员。许多其他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虽然是为商会或地方公共事业工作的，但当选的市政官员却把他们看作是市政开发的代表。近来，不少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在一些专门的，独立承包的，准公共性质的开发公司中任职；这些公司通常能从公款和私款混合体中获得资助，并向由地方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所组成的董事会汇报工作⑩。

无论这些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受雇于何处，他或她为促进市政发展所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手段都是相似的。伊莱恩·夏普认为经济开发专业人员需要有四类技能(11)。第一类是开展诸如为开发准备土地或宣传所在地区长处的各种促进活动所需要的技能。第二类是关于如何制定和搭配各种经济刺激措施的知识。第三类是开展促进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的各种活动所需的技能。第四类则涉及调控权力的使用，例如，利用区域布局和征用权来提供足够的工业用地。最近，约翰·莱维认为，大多数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所起的基本上依然只是经济发展“助推器”的作用，其大部分精力是用在“销售布局”，而非其他开发活动上了(12)。

尽管典型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宣传城市经济开发的优势或同企业合作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他们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发挥着作用。第一，某些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通过建立公共基金货款计划而参与扩大经济业务活动，提供公共基金作为开办公司的风险资本，或用于技术研究并将其成果转让给私营企业(13)。

第二，在一些“发展中的城市”里，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则直接致力于解决穷人和失业者的问题，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14)。例如，在芝加哥，在市长哈罗德·华盛顿领导下，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帮助社区组织促进居民区的经济发展(15)。同样，在斯蒂尔贝尔特，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同劳工组织合作，帮助那些被大企业所解雇的人；在别的地方，他们还与社区经济发展公司合作，帮助贫穷居民区复兴经济(16)。

经济发展工作中的难题

因为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是在一个他们很少能进行控制的竞争环境中工作，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沟通，所以这些开发专业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着三个主要难题：第一，地方一级的经济开发人员的工作，尤其是在他们的上司对能做的和该做的事没什么定见的情况下，能否不只是象征性的而具有实质内容呢？其次，地方经济管理人员能否成功地跨越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鸿沟？第三，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认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应该是谁？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

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表明，许多作为经济进步出现的现象可能仅仅是为缓解民众对不断衰退的地方经济恐惧而作的表面的或象征性的努力。象征性的进步是为了缩小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所面临的一切频繁发生的失策的影响。正如许多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遗憾地指出的，他们的上司对应该完成什么工作以及如何去完成没有什么主见这一事实增加了这一问题的难度。经济开发组织的一位领导者也遗憾他说：“我也认为你在开发活动

中不得不学会容忍拒绝⋯⋯通常你所失去的比你所得到的要多。”(17)

当民众认为地方政府为经济进步所做的努力微乎其微时，地方政府的从政者也可能会支持一些甚至在经济上并不明智的计划，其目的只是表明某些开发事业似乎正在实施。而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则必须始终被看作是工作忙碌而卓有成效的人。一位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18)：

“有这样一句许多人不愿承认的俗语：‘枪击要飞走的东西，索取要消失的东西’。不管怎样，我认为许多人都在为这些存留的观念而奔忙，忙于参加商业展览，或表面上装着在做某项工作，即使这是一件错误的例行公事”。

调查表明这位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感触井非是孤立的现象。大约 4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人们盼望我从一无所有中发展经济”，60％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大部分精力是用在短期的“灭火”工作上，而非那些社区内部所需的、更基本的变革上。上述感触在那些认为经济问题是地方社区力所不及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之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此外，地方政府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受到政治人物或工商业家要求改善经济的压力越大，他们采取主要是象征性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9)。

但是许多经济进步只具有象征性的作法会有些什么后果呢？首先，为显示自己善于开展业务，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会从事琐细、繁忙的工作—— 在定期的新闻出版物中刊登广告或宴请工商业主管人员——而力求使自己处于忙碌状态，以使其上司看到他们在努力地工作。其次，更为糟糕的是，会向将在本地区投资设厂的工商企业作出让步，这样地方从政人员（和那些作为地方政客雇员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就能够据此而索取荣誉·托德·斯旺斯特龙曾指出，在克利夫兰，决定扩大规模的工商业企业可得到税收减免的优惠，因此地方从政人员也能凭借这些项目而获得荣誉(20)。艾琳·S.鲁宾和哈伯特·J.鲁宾提出的证据表明，财力最少的城市也是最有可能向工商业企业提供最富刺激政策的地方；尽管从总体上看，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所认为的那种对经济环境的支配越少，象征性的或为应付就业的经济发展项目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21)。

所以需要“看得见的成就”，是因为它们能分散人们对诸如解决业已存在于社区的各种问题等更为根本性工作的注意力。比如，为社区吸引一项新的企业投资要比不让一个企业迁出社区或阻止一个企业破产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认为如果自己没有同企业主打过交道，就很难证明该企业本应关闭。然而，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如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许可证或者帮助搜集劳工信息等——却成了许多地方经济开发从业人员认为属于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一部分。

由于对地方经济缺少管理和从政人员需要创造表面的经济进步现象，因而经济开发从业人员只能在下述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余地很小：要么实实在在地成就某项事业，要么主要致力于某些看得见的、象征性的，但又基本不重要的工作。展现成功是不易的，正如罗纳德·沃格尔所说，将“用于维系、扩大和吸引投资的费用同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直接挂钩”(22)是很困难的。

赞同一位来自发展中城市的实际工作人员的忠告也许是个好主意，他说“我对经济开发从业人员一般没有深刻印象，他们似乎是靠补贴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的开发项目来‘购买’成功的”(23)。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在促

进者的角色上也许应少花些精力，而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满足较小和较年轻的企业的要求，用于提高新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拓展国际市场和开展社区活动。这样做虽然见效比较慢，但却能避免那些须付出昂贵代价的只具象征意义的发展项目。

跨越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鸿沟

经济开发的劲应使在何处，是另一个会影响地方经济开发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难题。这个问题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混战，正如一位经济开发从业者所说：

“在某些城镇，这除了引起混乱不会有任何结果。有时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让商会负起为某个经济发展项目服务的职责，但老百姓不甚满意。于是商会不见了，又组成私人公司；而都这样做了，市政机关对此感到不满；经济开发从业人员又建立社区经济发展组织，尔后县也仿效。这样，在一个资金有限的地区，就有四类机构在浪费金钱。而且这四类机构就这样往复循环， 这无疑是极其愚蠢的。(24)”

但是上述争斗远超出官僚主义的范围。例如，一些人担心当经济开发工作由公私合营机构负责时，主要有利于较大、较政治化企业的决定常会在“幕后”作出。这些往往就是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据以用公款补贴老的企业的环境(25)。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不仅从底特律获得一笔大额补贴而且还占据了整个波列镇地区。对较小社区的调查还表明，经济开发机构存在本身会增加向企业团体作出让步的可能性(26)。

但是大多数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否认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使大企业受益和为社区提供象征性的再保障服务。6O％的被调查的经济开发人员宣称，他们是在为整个社区而不是特别地为企业团体服务的。然而，进一步追问时， 他们才承认企业团体才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一个地方经济开发人员对鲁宾所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代表某家公司时，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为该公司工作，要尽最大的可能力公司谋取利益。”(27)那些认为自己对经济开发工作影响最小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往往就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在他们看来，从经济开发活动中受益的是企业而非整个社区。

对地方经济开发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为两个上司服务或从事某种相互矛盾的工作的意识已达到超越企业与政府之间区别的地步。比如，作为市政雇员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就感到自己要在下述两种职能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 要么处于企业的对立面行使管理职能——实施区域布局或确按照许可政策办事；要么维护企业的利益。那些在经济发展公司任职或为商会工作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则要在维持社区老企业的利益与会同社区内业已存在的企业进行竞争的新企业的利益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目前，对此尚无简单可行的办法。

幸好，跨越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鸿沟和建立介于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司已成为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一项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工作。在一些行政管理进步的城市中，经济开发专业人员业己同当选官员共同制定连锁计划， 那些受鼓励在市中心设立办事机构的企业将依据连锁计划为改善居民区，特别是改善较贫穷的社区提供捐款。而在其他地区，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则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要求地方政府只有在确信企业将留在社区并提供未来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才能给它们提供优惠。尽管汽车业仍占主导地位，但积极进取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部分地改变这种局面。例如，在芝

加哥，当普菜斯科尔公司在获得经济开发优惠后企图离开所在城市时，该公司就得补偿一定的市政基金(28)。

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能帮助减少那种发生于公共部门与地方企业之间的不必要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不信任感。通常，各市对经济问题所以无能为力，不是因为缺乏管理知识，而是因为企业与政府彼此存有戒心，以致任何一方都不愿坐下来与对方共商解决办法。调查表明，参与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调解活动的地方经济开发从业人员可能使工作取得十分满意的效果(29)。地方经济开发者作为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无法解决经济衰退和经济恶化

问题，尽管他们的某些工作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然而，如果能够有勇气和能力提出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专业性建议，他们是能够阻止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当面对需求较大和有形的但往往只具象征意义的其他项目时，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应明确地质询这种项目是否值得投资。经济开发专业人员能使自己的政治上司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众多调查表明，大量的补贴和庞大的经济开发项目常会导致社区得不偿失。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应对补贴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在当地居民中的分配情况提出质疑。唯有直接有力地质询“我们所计划的项目是否值得投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才能起到地区经济促进者的作用。

为有把握提出足以对付城市拥护主义传统的问题，地方经济开发从业人员需要有来自企业团体和政府部门内部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任是靠城市行政管理人员的正常努力工作和他们在工作中掌握的专业技能水平取得的。如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比其他人干得更为出色时——把企业与政府部门连在一起，使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他们也会获得这种信任。

概述与结论

总而言之，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工作是极富挑战性的。尽管经济发展实践背后的基本概念相当清楚，但实践本身是在激烈竞争、易于受挫且变幻无常的环境中进行的。从实践经验来看，上述实践特点使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面临许多重大难题，地方一级的经济发展工作能否超越仅仅为缓解地方民众对经济担忧而作的表面文章？在各机构具有地方背景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职能应定位在哪一方面？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首先效力的是企业团体还是整个社区？下述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艰巨任务主要是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和判断能力去解决上述难题。

但是，除了上述可以肯定的一点之外，还存在着与地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的深层次的系统方面的问题(30)。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怎样？经济开发活动是否会导致城市社会不公的问题？经济开发活动是否以牺牲短缺的公共资金为代价而倾向地方政府，支持业主权益？而那些短缺的公共资金原本是可以被有效地用于促进我们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残疾人、老年人、青年和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利益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资本投资的吸引政策是仅仅导致财富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因而造成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还是能创造新的财富？如果某些州能够通过限制使用工业收益债券或抑制那些对国家收益无任何贡献的经济活动来制约城市经济竞争，那么这种制约达到何种程度为宜呢？这两种手段哪一个更可取呢？国家政府在规范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否应扩大？ 比如，对州和地方的业主选择权加以限制或改变以地方为基础的国家税制结

构以反映企业活动的地区成本。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地方经济发展专业人员的直接经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经济发展的管理是地方经济开发专业人员的艰巨任务；而更大的责任则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注释

①关于美国公共部门经济发展活动的简史，参见唐纳德·海德：《经济发展：变革中的美国经济的不断变化的策略》，载《环境与规划：政府和政策》，1986 年第 4 期，第 451—469 页。

②这些变化与经济开发有关，关于对其他方面变化的评论，参见杰弗里·S.卢克、柯蒂斯·文特里斯和克里斯廷·M.里德：《经济发展的管理：州和地方领导指南》，旧金山，乔西一巴斯出版公司，1988 年版。

③参见 L.利文：《区域发展豹分析和政策》，载《区域科学杂志》，1985 年第 25 期，第 569—592 页，作者指出，尽管实行不干涉主义的改革可能被看作是举棋不定，但如果把减少不必要的规章制度也当作是一种发展政策的话，那么可用的基本方法是四种而不是三种。

④参见约翰·P·布莱尔和巴顿·韦克斯勒：《两个城市的故事：城市就业竞争案例调查》，载理查德·D.宾厄姆和约翰·R.布莱尔主编的《城市经济发展》，加利福尼亚州，赛奇出版公司，1984 年版，第 269—282 页。

⑤这里的“属区”一词是地理学领域的理论概念。一个地理区域是一个抽象的、连绵不断的地理地区，有的有明确界限，有的没有明确界限。国家是一个用政治边界明确界定的地区。属区则是国家内部的地区。许多属区有明确的界限。它包括县、州以及受西北一中西部学会或南方发展政策委员会所监测的州群。正如这里所用的，该词是指一般的属区，没有涉及任何特定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属区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数学上的子集与集合的关系。属区定位的选择完全是指在一个属区或是另一个属区范围内确定项目布局的问题。

⑥参见约翰·R.洛根和哈维·L.莫洛奇：《城市的财富：场所政治经济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87 年版。

⑦引自赫伯特·J.鲁宾：《象征主义和经济发展工作：城市经济开发从业人员的理解》，载《美国公共行政管理评论》，第 19 期（1989 年 9 月），

第 234—248 页。

⑧参见约翰·布莱尔和理查德·普雷穆斯：《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评论》， 载《经济发展季刊》，1987 年第 1 期，第 72—85 页。

⑨参见罗德尼·埃里克森：《企业气候研究：批评性评价》，载《经济发展季刊》，1987 年第 1 期，第 62—71 页。

⑩参见克里格·R.汉弗莱、罗德尼·A.埃里克森和理查德·E.麦克拉斯基：《地方社区的工业发展团体，外部联系与就业机会》，载《经济发展季刊》，1989 年 2 月，第 3 期，第 32—45 页。

1. 参见伊莱恩·B.夏普：《城市政策与行政管理：从提供服务到经济发展》，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 236—257 页。

2. 参见约翰·M.莱维：《地方经济开发人员实际上在做些什么：以新闻报导为转移的企业定位布局》，载《美国规划协会杂志》，1990 年春季号

（第 56 期），第 153—160 页。

1. 参见理查德·宾厄姆、爱德华·W.希尔和萨米斯·B.怀特主编的《为经济开发筹集资金》，加利福尼亚州，塞奇出版公司，1990 年版。

2. 参见皮埃尔·克拉维尔：《前进的城市：规划和参与（1969—1984）》， 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3. 参见罗伯特·吉洛特：《社区经济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的战略与实践》，载《经济发展季刊》，1988 年 11 月，第 2 期，第 342—350 页。

4. 参见尼尔·R.皮埃尔和卡罗尔·F.斯坦贝克：《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的兴起》，纽约，福特基金会，1987 年版；斯图尔特·E.佩里：《发展中的社区：美国和加拿大重建地方经济》，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5. 引自赫伯特·J.鲁宾：《枪击要飞走的东西，索取要消失的东西（同经济开发从业人员的谈话）》，载《经济发展季刊》，1988 年 8 月，第 236

—251 页。

1. 同上。

2. 参见赫伯特·J.鲁宾：《象征主义和经济发展》。

3. 参见托德·斯旺斯特龙：《增长政治的危机：克利夫兰、库西尼奇与城市民粹主义的挑战》，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4. 参见艾琳·S.鲁宾和赫伯特·J.鲁宾：《经济发展刺激措施：贫穷

（城市）支付得更多》，载《城市事务季刊》，1987 年 9 月，第 23 期，第

37—62 页。同时参见赫伯特·J.鲁宾：《象征主义和经济发展》。

1. 罗纳特·K.沃格尔：《地方政权与经济发展》，载《经济发展季刊》， 1990 年 5 月，第 4 期，第 101—112 页。

2. 引自赫伯特·J.鲁宾：《象征主义和经济发展》。

3. 引自赫伯特·J.鲁宾：《枪击要飞走的东西，索取要消失的东西》。(25)参见乔·R.费金和罗伯特·帕克：《经济麻烦和当地州政府采取的

行动：得克萨斯州的一些例子》，载米切尔·沃利斯和乔伊斯·罗斯莱文德主编的《限制工业化和美国工业的重建》，康涅狄格州，JAI，1988 年版， 第 127—154 页。同时参见罗伯特·P.斯托克：《巴尔的摩：自我评价的城市？》载克拉伦斯·斯通主编的《城市发展政策》，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第 244—266 页。

1. 参见艾琳·S.鲁宾和赫伯特·J.鲁宾：《经济发展的刺激措施》； 同时参见赫伯特·J.鲁宾的《地方经济发展组织和小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活动》，载《政策杂志》，1986 年第 14 期，第 363—388 页。

2. 参见赫伯特·J.鲁宾：《经济发展中的公共一私营公司的感情效果》， 载《政策研究评论》（即将出版）。

3. 参见吉洛特：《社区经济发展》。

4. 参见赫伯特·J.鲁宾：《经济开发从业人员的工作满足的标准》， 载《社会学探讨》，1989 年 5 月，第 59 期，第 165—189 页。

5. 关于这些问题的较有见解的评论，参见保罗·坎特和斯蒂芬·戴卫：

《依附性的城市》，伊利诺伊州，福尔曼斯科特出版公司，1988 年版。建议阅读书目

①理查德·D.宾厄姆、爱德华·w.希尔和萨米斯·B.怀特主编的《为经济开发筹集资金》，加利福尼亚州，塞奇出版公司，1990 年版。

②斯蒂芬·S.科恩和约翰·齐斯曼：《制造业事务》，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③彼德·K.艾辛格：《企业家的地位》，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