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爱民包待制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仔细品来，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它清正严毅之气却溢于言表。你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他虽不在唐宋名家之列，但却是“童稚妇女皆知其名”的“包待制”——包拯。

说“童稚妇女皆知其名”，不但在当时是如此，即使是现在，在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村，说他妇孺皆知，也不算夸张。不过，民间所了解的包拯，大多是经过艺术加工了的，脸谱化了的，他的一些事迹也多是根据传说虚构的。这些故事虽也都反映了他铁面无私和清正爱民的性格特点，但毕竟不是历史事实。那么，历史上的包拯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初期卢州合肥（即今安徽合肥）人， 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历任御史中丞，知端州（在今广东肇庆市），后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除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礼部尚书，谥“孝肃”，故也称“包龙图”、“包待制”、“包孝肃公”。

他生活于北宋统一后不久的仁宗时代。这时，虽国内承平，但政府机构臃肿，吏治废弛，官吏贪暴，豪吏横行，赋税繁重，百姓不堪其苦，再加上北方契丹的威胁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总之，在承平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故有识之士多要求改革，包拯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对当时的政治，他从宏观上虽也提出过一些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但他的注意力却主要是在吏治上，尤其是在政风上。

首先，他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实行廉政。他知端州时，因该地产砚， 闻名天下，前守纳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但包拯却下令制者“才足贡数”，而且“岁满不持一砚归”，当时，朝中权贵串通奸贿，异常横暴， 内外臣僚稍有得罪，即辄为罢黜。唯包拯不怕得罪，直道而行。他知开封时， “中官势族”不顾百姓疾苦，在惠民河上私修亭园台榭，致使“河塞不通”， 包拯乃下令“悉毁去”。

他很清楚，那些权贵们之所以敢于横行不法，其根子是在朝廷那里。所以，他除了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加以抑制之外，还屡次上书，请罢一切“内降曲恩”，如有陈乞，必须“依公执奏，毋得阿徇”。当时有个皇亲叫张尧佐，功德无称，但却“宣徽、节度使并以与之”，包拯就冒着得罪朝廷而丢官杀头的危险，一再奏请“罢之”，致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对权贵势族如此，对那些“蔽善而背公，卖直而嫁祸”，“以势利相轧， 苟得无耻”的贪官污吏，包拯更不容情。当时有个名叫王逵的转运使，“苛政暴敛，诛求财利，肆行威福，吏民无告”，但朝廷却予以回护，包拯竟不顾这些而一连上了七本，把他罢黜。三司使张方平，因私买民户，也没逃过他的弹劾。所以朝廷内外，“闻者皆惮之”。

他对权贵势族、贪官污吏虽铁面无情，是名副其实的“阎罗包老”，“笑比黄河清”。但对下民百姓，却是一副菩萨心肠。史传也说他“恶吏苛刻， 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他深知“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所以他坚决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jǐn）”，以保证其起码的生存条件。凡他所知州郡，前任所征“率课”或“折变”， 总之，一切除正赋之外的摊派，无论是“十数万”或“数十万”，“悉奏罢之”，“以安海内生灵”。尤其对于赈灾，他都以救灾如救火的心情来进行

处理。当时江淮一带曾水旱连年，“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沦为盗贼”，“民心愁苦，深可矜悯”，他接连上书，要求朝廷马上“体量安抚”，“凡配籴

（dí）及诸般科率，一切止绝”，并且立即“将义仓米速行赈给，以济贫民，不得失所”，以“释疲民倒垂之急”。而对于那些“州县上下，互相蒙蔽，不以上闻”的“庸吏”，尤其那些趁火打劫的“脏吏”，要严厉惩治，“不得宽假”。正由于他“视民如子”，所以，他看来虽很威严，但老百姓却感到很亲切，并称叫他“老包”。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公家之利，他既能做到一尘不染，而于干请，无论故人亲党，也“一皆绝之”。他知卢州时，由于卢州是乡里，一些亲朋旧友多乘势侵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包拯照样“挞之”。他不但以清正爱民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他的后代子孙。他有一条“家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样崇高的政治德操，所以直到今日， 我们仍能不时地听到人们呼唤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