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灵王胡服骑射

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有为君主，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赵肃侯之子，公元前 325 至前 299 年在位。

赵国原是从春秋时晋国分化出来的，在今河北邯郸一带。时置战国中期， “七雄”并立，各思自强。赵国受秦、魏、齐等国的威胁交迫于外，且又与胡、狄杂处，每相侵扰，在这种情况下，除改革自强之外，别无出路。所以， 武灵王的改革，并非出于个人的偏爱，而实为形势所迫。不过，他把改革服饰装束作为当务之急，却别树一枝，而且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这时的战争，已不同于春秋时代。战车已退居次要地位，骑兵已日益成为战胜攻取的决定性力量。若仍伺守宽衣博带的传统服制，就很难与强敌争胜。所以， 他就决意“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并得到大臣楼缓与肥义的支持。但是，以他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却“皆不欲”。说什么中国乃“贤圣之所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义之所用”，既为“远方之所观赴”，更为“蛮夷之所义行”，如此文明发达，又何必“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呢？还是“如故法便”，否则就是“离中国”。对这种封闭保守的论调，武灵王进行了词严义正的驳斥：

他理直气壮地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反古未可非， 而循礼未足多”。他更以形象譬喻来阐明法古不足以制今之理，说：“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这样，他就从指导思想上破除了泥古迷古的倾向，为变易古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他认为从服制本身来看。所谓“服”，是为了“便用”的，“礼”是为了“便事”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理，不同其礼”。

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他变服之意，并非为了“养欲而乐志”，而是为了“备燕、三胡（指林胡、楼烦与东胡）、秦、韩之边”，是为了“近可以便上党（即今山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他曾发誓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而今却有人阻挠变服，这不是“顺中国之俗而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镐事之丑”吗？在他的坚持之下， 公子成等虽心中不服，但也不得不表示“听命”。于是，“遂胡服招骑射”， 并连续攻打中山而灭之，继而又“攘地北至燕、代（今河北中西部一带）， 西至云中、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一带），且“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 基本达到了他的既定目标。

但是，正在这时，他却因废立问题，而招致杀身之祸。他原以长子章为太子，使田不礼为相，后又废之，而立王子何，使肥义为相，是为惠文王。而自称主父，居沙丘（在今河北钜鹿县东北）。公子章不服，遂与田不礼召王，并杀肥义。公子成乃起兵拒难，公子章败，往走主父。于是公子成乃围沙丘宫，杀章与田不礼，并围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雀） 谷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

武灵王虽遭惨死，但他勇于改革的精神财永垂青史而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