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责我开生面

“六经责我开生面”是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把总结批判传统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充满生机的认识天地

来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显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没有博贯古今的学识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以及他是怎样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的呢？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因其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的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公元 1619 年），死于清康熙三

十一年（公元 1692 年）。享年 74 岁。父兄皆习儒业，故有家学渊源。他从小“颖悟过人”，县试第一；崇祯末年，乡试中举。正当他北上京师等候会试之际，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陷衡阳，并拘捕了他的父亲；而当他回乡营救时，李自成又攻陷了北京。接着，就是清兵入关和南下。这种“天崩地解” 的局面不但彻底打消了他科举致仕的梦想，并把他卷入反清浪潮中去。清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清军攻陷衡阳，他组织义军进行反抗，结果“战败军溃”。于是，他就南下肇庆，厕身在此建立的南明永历小朝廷，作了一名“行人”。他虽官卑职小，却想有所作为。谁知朝中大员竟不顾倾巢之危而依然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而且更拉帮结派，相互倾轧，致使王夫之“愤激咯血”，因求解去。继而又到桂林投奔抗清名将瞿式耜（sì）。但不久，桂失守，瞿式耜牺牲，王夫之又失去了依靠。就在这种屡受挫折、复明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他只好“随地托迹”，辗转流离于湘粤之间，最后于顺治十四年（公元 1657 年）又回到衡阳，并在莲花峰下的续梦庵隐居了下来。他虽被迫放弃武装斗争而蜇居瑶山洞，但他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反清意志并未稍屈。当时已在江西出家的挚友、著名学者方以智也曾劝他剃发以避风险，但王夫之却甘冒杀头的危险，也要保持明代的衣冠，而且他也不去当和尚。他的隐居决不是为了撒手红尘去过那世外桃源的清闲生活，而是为了“退优幽栖，俟曙而鸣”，是为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思想哲学领域里的斗争。他先在续梦庵隐居了十多年，到康熙十三年（公元 1674 年），为躲避清廷的迫害和“三藩之乱”的战祸，又迁至附近的石船山，并筑草堂而居， 潜心著书。他在《自题墓石》中有这样的两句话：“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刘越石，就是西晋时孤军坚守并州（今山西太原）同石勒、刘曜对抗，并于晋室南渡之后又立志光复中原的刘崐。张横渠即北宋杰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张载。现在，像刘崐立志光复中原那样恢复大明江山是无望了，于是，他就把满腔孤愤集中用在继续和发扬以张载为代表的“正学”上，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经过前后长达 40 年的艰苦努

力，王夫之共完成学术著述将近 100 种共约 400 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谈通鉴论》、《宋论》、《老子衍》、《张子正蒙注》、《近思录内外篇》与《梦辞通释》等，其卷帙之浩繁、涉及领域之广泛与学术气象之恢宏博大，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他正是通过这些论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阐发自己的思想和呼唤真理的。他继承和发扬了自王充到张载的气一元论，吸收和丰富了从墨子、荀子到王廷相的知行观，以及包含在《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用“入其垒， 袭其辎，暴其特，而见其瑕”的办法，对佛、老哲学进行了扬弃，从而全面清算了我国古代的神学目的论，以及老庄玄学，尤其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而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向在许多方面都大大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同时又进而运用这种思想去观察、理解和阐释社会历史和人生问题。而且，他的成就还不止是清算了过去，更重要的是昭示了未来，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政

治发展起了重要启发作用。谭嗣同、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都接受过他的思想影响。所以，他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位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