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法无私绘丹青

秉公执法，是公义无私的道德原则在司法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它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能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性原则出发，做到无论亲疏贵贱“一律平等”，而无所偏私和无所畏忌。包勉犯法，包拯铡之；驸马爷陈士美犯法，包拯铡之；曹国舅犯法，包拯又铡之。包拯执法可谓公矣。但可惜这些都是戏曲舞台上的事，不是历史真实。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呢？显然，在封建特权社会里，以权代法、徇私枉法犹如家常便饭，人际关系又盘根错结，贪官污吏也多如牛毛，在这种情况下，做到秉公执法相当不易。但是公正无私之士也还是有的，而且，他们用自己的实践为我国古代的司法史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我们略举数例，从不同角度来看看他们在执法过程中都是怎样做到“公”字当头的。

春秋时，楚国的著名令尹（相当后来的宰相）子文即斗伯比之子斗谷於

（wū）菟的一个族人横行不法，被廷理（法官）拿住治罪。后听说是子文之族，就又放了他。子文知道这事以后，就马上召见廷理责问道：“国家设置廷理这一官职，是为了掌管国家的法令而处理触犯国法之人的。而你却弃法而背令，释放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我身为令尹，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对我也还难免有所怨望。而今吾族人犯法甚明，而你却因我之故把他释放，这不就等于向国人表明我有不公之心吗？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 与其生不以义，不如我死也。”说着，子文就将族人送交廷理，并坚决地说： “不是刑也”——若不依法治罪，“吾将死”——那我就不活了。廷理恐惧， 就依法处置了他的族人。成王听说这件事，来不及穿好鞋履就急忙去见子文表示慰勉和敬意，并让他参与内政。楚国的人听说这件事，都异口同声地说： 像令尹这样“方正公平”，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遇到自己的“亲爱者”犯法，虽说也很令人头疼，但只要能处以公心，

不偏不向，一听于法也就是了，但若遇到贵胄子弟甚至王子犯法，问题就复杂些，因为这不但需要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公心，而且还需要有敢于碰硬的精神。东汉光武大将祭（zhài）遵在当军市令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类事。光武有个“舍中儿”，依仗其特权地位，恣意妄为，扰乱军市。祭遵将他拿获之后， 也不向光武“请示汇报”，就像对其他罪犯一样将其格杀。光武听说，非常恼火，好个祭遵不识好歹，刚刚提拔你当了军市令，就如此忘恩负义，大胆妄为，竟杀到我皇帝老子的门上来了，这还了得。于是就气冲冲地非要把祭遵拿下问罪不可。不过，光武帝毕竟还是一个“明君”，他虽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但后经人规劝，终于明白了“祭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的道理， 所以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又提升他作了刺奸将军，而且还告诫诸将说：“谨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王子犯法，使之与民同罪，诚然需要点公心和勇气，而当遇到皇帝胡乱干预司法进程，需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以维护法律的“公道”时，这种公心和勇气就更需要了。因为皇帝不是别人，“朕即国家”，就他一人说了算。他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而随意置人于死地。他若不顺心，会连你一起杀掉的。隋初，大理少卿赵绰就遇到过这类事。当时有个刑部侍郎叫辛亶（dǎn ）的，因穿着粉红色的裤子上朝，文帝以为“厌蛊（gǔ）”

——用诅咒邪术降灾于人，因此非将他斩首不可。但赵绰却说：“法不当死， 臣不敢奉诏”。文帝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于是就又下令“引绰斩之”。但赵绰还是不肯屈服说：“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亶。”说着就把衣服解开，等着砍头。这时，文帝问他：“竟何如”——怎么样？还敢跟我较劲吗？赵绰铿锵有力地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看来，他真是豁出去了。幸喜他的“诚直之心”感动了文帝，而获开释；若是感而不动呢， 那岂不逮哉！

除上述外，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亲友或权贵们的请托，这也是对执法者能否秉公而处的考验。北魏时有个执法官叫崔光韶， 他“清直明断，吏民皆敬惮之”。他的一个同事秘书监祖莹因赃罪被劾。光韶认为此人犯罪情节严重，必须“致之重法”。但上自太尉城阳王拓跋徽、尚书令、临淮王拓跋彧（yù），下至吏部尚书李神儁（jùn）以及侍中李彧等一大群“势望”——即有权势和有威望的人都来“求宽”。在这种情况下， 事情往往是很难办的，除非你不怕得罪权贵和不怕丢官。崔光韶正是这种人。他正告这帮人说：“朝贤执事，于舜之功未闻有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 他“执意不回”，更是将祖莹依法治罪。正是：

奉法无亲贵，公心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