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嫉恶如仇

李卓吾是我国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的号。他是福建晋江人，生于嘉靖六年（1527），死于万历三十年（1602）。曾做过知府，但他却讨厌官场的势利和腐败，中年之后即挂冠而去，专门从事著述和讲学。但他的思想却又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故屡遭当局迫害，并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尽折磨，终于愤而自杀。有《焚书》、

《续焚书》与《藏书》、《续藏书》等著述传世。这些书甚至到清朝时仍被列为“禁毁书目”，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是很不喜欢他的。但他却在他的这些著述里为我们保留了研究他的进步思想和道德人格的大量宝贵资料。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大胆贬斥封建礼教。封建礼教，这个加在中国古代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随着宋明礼学的产生，到明代中晚期，其“吃人”的本质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最突出地体现在广大妇女的不幸遭遇上，在“从一而终” 和“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等戒律约束下，不知有多少冤魂都埋葬在“节孝坊”或“贞节碑”之下。夫亡投井、自缢者有之，婆媳同孀、三世苦节者有之，甚至未婚而守寡终身者亦有之。据有人统计，安徽休宁一县在明代的守节妇女就多达 400 人。这些人间悲剧，在一般世俗士大夫看来，已是天经地义。但李贽却挺身而出，为妇女抱不平。他认为男女都一样，甚至有些女人是“男子不如”并使他们“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的。因此，“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他不但批判了关于“妇女见短，不堪学道”和把国家败亡的罪过归之于妇女（即所谓“祸水”论）的传统谬见，而且还赞成寡妇再嫁和像卓文君与红拂侠女那样自由寻找对象，认为这种结合“可师可法，可

敬可羡”。

（二）无情揭露伪道学。宋明理学的发展把中国儒学推向了极端。在制造无数人间悲剧的同时又出现了大批庸儒、俗儒、迂儒和假儒。例如曾任兵部尚书的著名道学家聂豹，有人问他如何抵御“倭寇”，这位部长大人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即可。又如提学御史耿定向讲道学，自我标榜，“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 我欲利他”，而实际上则是“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对此类“小人儒”，尤其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李贽用极其鄙夷和愤慨的口吻揭露说： 他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甚至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襦雅， 行若狗彘（zh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yú，爬墙， 行窃）”。他甚至毫不留情地公开斥责耿定向，说他“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甚至说他的人格还不如“市井小夫”。可见其对是非善恶之辨是多么严格。

（三）公开否定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将自己置于与“圣教”相对立的异端地位。在李贽看来，一切社会弊端都来自人们对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的盲目尊崇和虚伪奉承。而他则从他的“童心说”出发，根据对自己道德责任的自觉认识，讲出自己“真人真言”，以警世人。他说儒家经典不过是一些“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它只不过是“道学之口实， 假人之渊薮”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而《西厢记》和《水游传》才真是“古今至文”。在李贽心目中，孔子并不是什么“至圣先师”，也不过是一普通人而已，再说孔子也“未尝以孔子教人”，因此那些“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的人是没有多大道理的。“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所以那些崇拜孔子的人都莫不是“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罢了。孔、孟固不必盲目崇拜，至于程、朱，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有些话甚至是“胡说”。因此，他们只配列入“行业儒臣”和“文学儒臣”，而不配称作“德业儒臣”。这样，儒家的独尊地位便被否定了， 那么，儒家的传统谬见也就难免于被破除的厄运了。例如传统儒家都咒骂秦始皇，但李贽却称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儒家都说梁山英雄是“盗贼”， 但李贽却说他们是“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像这些“非圣无法”之言， 没有敢于坚持真理和对一切传统世俗谬见宣战的勇气和决心，是谁也说不出来的。

李贽作为 400 年前的古人，对在传统儒学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黑暗罪恶现象的认识和批判虽然还不够科学，不够深刻和系统全面，但他嫉恶如仇和敢讲真话的精神却永远博得后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