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长沙忧国伤世

西汉初年，在中州大地上出了个才士兼政论家贾谊。他生于公元前 201 年，洛阳（即今河南洛阳）人。弱冠，即以能诵诗著文而称誉郡中。文帝闻之，乃召为博士。朝臣中不但最为年轻，而且能“通诸家书”。所以“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而贾谊却能完满答对。文帝很满意，即又升为太中大夫。他又根据汉兴 20 多年的情况和经验，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制等主张，但文帝却“不用其议”；不但如此，还让他离开都城去担任长沙王太傅。使这个年轻人“意不自得”，郁郁不乐。在渡湘水赴任的路上，他作了《离骚赋》，看上去是在哀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实际上则是“自谕”。数年之后，又拜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久，梁王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常哭泣，岁余，也死，年仅 33 岁。

这就是贾谊短暂的一生。虽然这是个平凡无奇的一生，他既无运筹帷幄之才，又无搴（qiān）旗执馘（guó）之功，但他却在当时朝野上下齐声歌颂清平世界的包围声中，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众所周知，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治，也就是道家的“无为”之治，经过二三十年的与民休息，至文帝之世，“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 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而且又“通关梁、去肉刑、恤孤寡、赐长者”，确实出现了一派升平气象。到景帝末，更是经济繁荣、府库充实，甚至钱串烂朽，无法计算，粮仓也因库满而露天堆放，所以史称“文景之治”。但即使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也潜存有许多危机。在外部，匈奴日益强盛，而且不断侵扰边郡，上党、云中烽烟不断；在内部，最大的问题是诸王僭越，此起彼伏。淮南、济北虽为逆诛，吴、楚跋扈之迹也见端倪。其他如制度疏阔、礼仪废弛等，都可以说是国家的隐忧。如果看不到这些，那就是愚昧；如果看到这样而隐瞒不说，一味地歌功颂德，那就是阿谀。而贾谊却不但清醒地看到了这些危机，而且还“痛哭”、“流涕”地把它们一一都摆到皇帝面前。这既需要有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同时更需要有不怕丢官、坐牢和杀头的勇气。他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等不朽名篇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政治品质。这里，他公开宣称：“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接着，他就根据事实，列出“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最担心也最反对的是诸侯王跋扈，而坚决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他把这种诸王跋扈局面称之谓最可痛哭的“病症”，并明确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事实证明，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但可惜，已经晚了。这时，吴王濞（bì）已相当骄慢，但文帝对他却仍一味地采取“自然无为”的放任政策，致使在文帝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对王朝来说具有翻天覆地之势的吴楚七国之乱。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反对姑息纵容，主张威德并重，积极抑而制之，也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朴素爱国主义精神。其他又如禁奢靡、倡礼仪、定经制、重德教等， 也都是切中时弊的主张。这些主张，正如一些史家所说“使时见用，功化必

盛”。但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却大都没有被采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周勃、灌婴等一帮老臣，没有把这个年轻娃娃放在眼里，嫌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是可能的；而且果真如此，文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否则，诸老将先后去职或去世，事态为何仍然依旧呢？ 决定因素是在文帝身上。汉自高帝赞许陆贾《新语》崇尚“无为而治”开始， 至吕氏，已是“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文帝更是“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而贾谊所主张的却都是带有浓重儒家色彩的积极有为措施，都是和黄老“无为”之治不合拍的。贾谊是一个由黄老道家思想向儒家思想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他既有道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他的那些主张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老之治的局限性和儒道互补的必要性，而这些主张的不被采纳，则说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一点，自然是贾谊所不能理解的。所以， 我们不能因未采纳这些主张而苛责文帝，也不能因这些主张未被采纳而怀疑其正确性及其道德价值。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品质和光明磊落的道德人格，永远被人们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