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正忧乐天下

我国古代的儒学道德风尚，自因魏晋玄学的滋炽，而中途“断裂”之后， 经隋唐而至五代，由于兵连祸结，凌弱暴寡，域内板荡，各思苟存，致使“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以尽”。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中国伦理史上的这一黑暗时期，把人们重新置于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而这种统治，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有儒学的保证和配合，这就从客观上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要求。而范仲淹正是处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初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公元 989 年。两岁失父，母贫无依，改嫁朱姓，改姓朱，名说。后举进土，乃迎母归养，并复本姓，更名仲淹。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自天章阁待制，而龙图阁直学士，而陕西四路安抚使，参知政事，1052 年去世，谥“文正”。在他从政的三四十年间，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堪称一代贤相，但更难得的则是他的高风亮节。

据史载，他幼年家贫，勤苦向学，落落有志操，以重振儒学、革励士风自任。为秀才时，就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他不但有着这样可贵的道德情操，而且毕生都自觉地去践履。

公元 1038 年（仁宗宝元初），西夏元昊叛宋，称兵寇边，延、环（今陕西延安与甘肃环县、庆阳）告急。仲淹乃忧天下之所忧“自请行”。西夏乃羌人所建政权，他去到陕西后，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简单作法，一方面改建州兵，整修砦（zhài 同寨）堡，加强训练，同时又大兴营田，听民互市，以通有无，并招还流亡，使“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此外，他又与羌人订立盟约，要求汉羌一体遵行。“诸羌皆受命”。而且凡“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所以羌人也不轻易犯边扰民。不但如此，而且羌人对他还颇见“亲爱”， 称他叫“龙图老子”，有些地方还为他建立“生祠”。他去世的时候，竟有“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公元 1043 年（仁宗庆历初），范仲淹自西北调回，任参知政事，与富弼共同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这时，建国已有七八十年，在此期

间，经济文化虽已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但因承平日久， 纪纲弛坏，吏贪民怨，危机四伏，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则既难长治久安， 也无力应付来自西北和北面的日益增长的民族压力。虽然他也深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但不革更不行。于是他又急国家之急，不顾个人的成败荣辱，决心担起改革重任，向仁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有名的“天章阁十对”。在他所提的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减徭役”之外， 大都集中于吏治方面。他主张根据“经世济用”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根据荫恩关系来选拔人才，按照政绩而不是按照年资来决定升降，同时主张坚决惩治贪污和撤除无能的官吏。他的主张切中时弊，也蕴含着对广大百姓的同情。虽然“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xìng）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但他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了某些保守派官僚及其门生故吏的利益，而很快就被搁置了起来，范仲淹也被罢去参知政事，谪迁外郡，从此离开了京城。

1046 年（庆历六年），他应谪守巴陵的朋友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按常情推测，一个是谪居，一个是左迁，二人应是猩猩惜猩猩，牢骚怨气必充塞字里行间，但范仲淹却根本没把个人的进退荣辱放在心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示了一般士人所少有的极其豁达坦荡而宽广的胸怀。他也有“忧”，但他忧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天下、是国家和百姓。你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邪？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yǔ）！”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道德遗产。它将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去自觉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为之奉献个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