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变法强西秦

商君（约前 390 至 338 年）本是战国时卫人，名鞅，姓公孙氏，食邑于商（在今陕西商、洛一带），故也称商君、卫鞅、公孙鞅。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但他的改革却不在卫国，而在秦国。卫国本来就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河南淇县，入战国后，因三晋强大而沦为附庸，独保濮河一带地区，所以根本不能有所作为。而秦国，虽雍处“西鄙”（在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但自穆公以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五霸”之一。后虽为三晋所逼，丢了一些土地，但至孝公，则又想“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下令国中求贤”，重振雄风。这对商鞅来说，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就西向入秦。孝公与语，“数日不倦”。且“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但朝中的一些保守派老臣如甘龙、杜挚等却表示反对，说什么“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对这种论调，商鞅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于是，孝公曰：“善。” 乃定变法之令：

一、整户籍，行运坐，“令民为什伍”，即令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各家相互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必需揭发，否则“腰斩”，而“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二、励农耕。凡“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徭役；但若弃本逐末或游手好闲而致贫的人，就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去充当奴隶。为了防止劳动生产中的互相依赖，而提高效率和自主性，他又提出奖励分居， 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借其赋”。

三、奖军功。无论何人，凡有军功者，都以其功之大小“受上爵”。但若没有军功，即使是王公贵戚，也“不得为属籍”——即革除他的爵秩，并“以差次名田宅，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后不久，孝公自雍东迁咸阳，商鞅又进行

第二次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并承认个人新开土地的私有权；归并乡邑为大县，并设令、丞，以消除领主制的残余影响；“平斗、桶（斛）、权、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戎狄旧俗。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秦国不但实力增强，而且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据史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商鞅也从左庶长而升为大良造。他的变法破坏了旧的领主制，使秦国成为一个以地主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强国。虽然它还只是一个雏型，但它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为以后统一全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商鞅本人却遭到极其悲惨的结局。

由于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皇宗贵戚的利益，所以一开始就遭到太子及其傅公子虔等人的反对。他们依仗其特殊身份地位，根本没把商鞅放在眼里而接连“犯约”。商鞅为了新法的贯彻执行也依法予以惩治。这些人自然是“怨望”不已。公元前 338 年，孝公死，太子立，即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即诬告商鞅“欲反”，并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车裂”，而且又灭绝了他的全家，来对他进行报复。但这些人的倒行逆施虽可逞快意于一时，却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转动。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措施，除后来停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之外，其余大都保留了下来，并在其后来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商鞅虽不幸惨死在保守派手中，但他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 他的革新图强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