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岩和李希光

虽然很多记者都人云亦云，但我还是认为，在克隆羊新闻大战中，中国新闻界还是出了一些人才。

姜岩就是一例。这个高个子的小伙子，是新华社国际部出众的才子。我首次见他在 1992 年一次采访不明飞行物的活动中。对他的新闻敏感和

冲锋陷阵的精神，我感到非常佩服。

他对克隆羊的报道，体现了中国最高新闻职业精神。中国第一篇报道，便是他当天抢发出来的。他后来回顾了这段经历：

今年 2 月 24 日英国科学家突然宣布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复制”了动物，这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该成果立即被誉为本世纪最重大的也是最有争论的科技突破之一，惊动了不少国家的政要，引发了能否用它复制人类的争论。位于事件发生地的新华社伦敦分社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报道了这一重大科技事件。

这一消息宣布的当天，我正在采访其他活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设法与罗斯林研究所取得了联系，并索要了新闻稿在当天抢发了消息。尽管根据英国新闻媒介和该研究所提供的文字材料也可写出详细的报道，但我当时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到现场去，中国记者应当成为第一批采访小羊多利的记者，不能让新华社在这次重大报道中落后于西方大的新闻机构。

这一事件引起的轰动在科技界是非常罕见的，新闻界竞争之激烈也是非

常罕见的。据该研究所说，到 3 月 3 日他们共收到采访申请 2000 多份。小羊多利的身份公布后，由于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该研究所已将安排记者采访的工作委托给一家公关公司代办。我多次给这家公关公司打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但又立即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该公关公司负责这一活动的经理发了一份传真。传真说，中国 12 亿读者需要这一消息，如果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读到中国人自己采写的这一重大新闻，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27 日一大早，我接到这位经理的电话同意安排记者在 3 月 3 日采访。

我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立即收集了上百页的资料，并找到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在火车上、在旅馆中仔细消化这些材料，拟定了 10 篇文章的题目，并写出了详细采访提纲。与此同时，我通过平日结识的

中国留学生多方打听得知，罗斯林研究所有 7 位中国人，其中 1 人就在无性繁殖小羊多利的威尔莫特实验室，与他们取得联系后我放心多了。

罗斯林研究所所在的城市爱丁堡位于伦敦以北约 600 公里的地方。3 月 2 日星期天，我乘第一班从伦敦到爱丁堡的火车赶赴爱丁堡，3 月 3 日一大早就坐出租来到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在接待室中发现已有十几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的记者扛着摄像机、背着相机在那里等待了。

中午采访的时间终于到了，但当记者提出要见小羊多利时又遭到拒绝，理由是小羊多利受不了太多的打扰，并坚决地说“只能采访人，不能采访羊，要用照片可向联社购买。”这下我可急了，我来这里就是要见羊的，于是我灵机一动说：“您的中国学生一定很不错吧？”没想到这位副所长听我这么一说语气便缓和了下来。几经周折，记者的真诚终于打动了他。格里芬副所长决定亲自开车送我到距研究所办公楼 1 公里之外的农场。在农场如同一座大仓库的密封建筑里见到了在羊圈里的小羊多利。研究人员十分配合，主动地逗小羊多利，以供记者拍照。这样我便成为最早采访小羊多利的记者之一，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采访小羊多利的中国记者。（注 1）

姜岩并不是很诚实。12 亿人口中有一亿多青壮年文盲。一千多万失学儿童。一亿学龄前儿童。还有贫困县，连电视也没有。

可以说，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关心克隆。

但无论如何，姜岩的请求被接受了。不知道西方人是怎么想的。

另一位敬业者是新华社对外部记者是李希光。他是在国内报捕捉到这一重大新闻的。

当时，这位“走遍丝绸之路第一人”正在参加“两会”。他是骨干记者，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大洋之外的克隆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当别的记者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以高度的敏感性，逃出“两会”正常程序，采访了多位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包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基因工程专家张嘉铭、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所长陈受宜、中科院院士何祚麻、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马宁、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学教授黄白渠等。

据我所知，李希光是国内最早对克隆进行反应性报道的人。他及时地让海外知道了中国科学家对这项科学突破的态度。

这种强烈的新闻敏感——或许可以说是政治敏感，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因为在中国，科技新闻一般只是配角。

反应迅速的还有《科技日报》。其驻英记者毛黎也于当天发回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