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家毁灭于一个细菌通过生物战颠覆主权国

在谈到多利诞生在英国的原因时，几乎有一个因素完全被人忽略了。那

便是这个国家有很强大的生物工程基础，而这种基础有一半可能要归于历史上生物战武器研究打下的底子。

事实上，英国可能是西方——甚至全世界——第一个研制出实际可用的规范化生物战武器的国家。而它用这种武器的历史，可以迫溯到 18 世纪，英国人用染了天花杆菌的毛毯作武器，试图消灭整个北美印第安部落。

1936 年伦敦便成立了微生物战委员会，一年后，日本才在中国东北建立

731 部队的研究基地。40 年代初英国已经在苏格兰西北海岸的小岛上进行了成功的炭疽杆菌炸弹实验。

这种实验跟罗斯林研究所做的一样，选定的实验对象依然是绵羊。有时一次要炸死 30 头羊。炸弹威力过大，而使羊落入海中，漂流到大陆，使苏格兰炭疽病蔓延。而日本人得出炭疽病是最实用的炸弹填料的结论，起码要比

英国人晚一年。德国则更为落后。

1941 年，英国秘密机构策划刺杀了德国间谍头子海德里希。杀人者在枪弹中装填了肉毒杆菌毒素。一些材料披露，盟军在战斗中使用了毁坏德国和日本农作物的生物制剂。

在二战中，主要采取了英国人研究，美国人投资的模式。从 1942 年到

1945 年，美国为生物战工厂投资达 4000 万美元，有 4000 人从事开发和生产。在整个二战期间，盟国在生物战理论和实践水平上，都大大超过了日本

和德国。这一点西方人自己也是在停战后才发觉。战后，盟国都宣称从没拥有任何生物武器，但却继续在朝鲜和马来亚等地使用这种武器。

在英国和美国，生物战武器作为单纯防御性武器的观点受到了批驳。两国都把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相提并论，甚至认为生物武器在很多地方胜过原子武器。

生物战特别的优点是：一方可以用生物武器发动一场袭击，而敌方却全然不知。当敌方知道自己受害时，已来不及保全自己了。

另一大优点是其高效率。把少量细菌送入空调系统，就可以造成整座大楼瘫痪。用少量细菌就可以有效地将一个城市的水源全部染毒。

如果滥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就有可能制造出“没有死亡的战争”。比如，降低高血压的药物有可能用来诱发异常低血压的疾病，使受害者身体虚弱。其它可使体温升高的药物有可能用来使人甚至在寒冷天中暑。一位研究者写道：人类对于生命存在的深奥机理的知识也被用来设计一种杀伤敌人同时又保存自己的武器。尤其是军事科学家可能重整旗鼓研究只对选择中的人种发生作用的“人种武器”。1975 年美国军事手册谈到了这种可能性：

⋯⋯研究一种所谓“人种化学武露”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种武器是利用特定群体中先天具有的不同弱点而设计出来的。因此，这种武器能杀伤一个选定的敌方人群而我方很少受到伤亡。（注 12）

有很多先天性差异是人所共知的，这也便构成了不同种族的弱点。

例如，某些种族人的消化系统不能适应另一种族人的食物；在美洲印第安人中，95％的切罗基印第安人的血是 O 型，而 85％的莱克菲特印第安人的血是 A 型。因此，有理由推断，与其相似的差异也出现在较落后的群体中。在越南战争期间，五角大楼有一个“高级科研项目研究局”，它选择了

一批批的亚洲人做血液试验，其目的是要“绘制出一张人类血型及其它遗传的血液特征的地理分布图”。

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以来，这种发现还没有应用到实际战争中去。基因重组中的重大突破会不会象原子物理学一样用于战争？其潜在的可能性令人不堪设想。

早在 1962 年以前，美国生物战研究所就雇用了 40 名科学家专门研究遗传学。7 年后，国防部发言人说，遗传工程能解决生物战的一个主要难题。这时遗传学的种种含意就变得更具体明确了，比如，它能把疾病限制在

世界上某些天然发生区。

人们有可能研制出一种新的传染疾病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在一些重要方面和任何已知传染疾病的微生物都有差别。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传染疾病的微生物可能是免疫学和治疗学所无法对付的。

这种专门用于战争的“超级细菌”实际上已经被培育成功。

另外，用人工合成的病毒直接干涉人类基因的可能性不仅使人种武器成

为可能，而且还会使不是在战场决一雌雄而是人为制造敌对国下一代人的畸变的战争成为可能。

显然，有不少武器，是现代恐怖主义分子最乐意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