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你的官场沉浮

显然，技术社会中日增的最大不确定性，可能还是对政治稳定性的新考验。巴克斯通的对手是很惨的。

中国政府对克隆表示了极大的谨慎。官方通讯社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国内反应（国际和对外除外）。

现在，回到刚开头提到的那篇克隆小说。

我们看到，作者仅把技术放在了背景的位置上。或者，有些事不是技术能解决的。

以上的一切，包括多利，指向一个问题：对这个高度科技化的世界，应有怎么一种政治关怀。

克隆，首先应该算作一个新的政治术语吧？

我感到，如果克隆人诞生，似乎首先是政治家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家的问题，也不是伦理学家、法律学家、医学家的问题。

比如说，克隆人有没有资格竞选国家领导人？至少，我们现在不能想象，当一位声望隆重的国家领导人正在接见外宾时，有一位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因为盗窃正在蹲监狱，而他的另一位无性系兄弟正在策划反政府活动。

再比如说，国家元首会不会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克隆？历史上的夺权，常常发生在双生子或面容相似者之间，如中央电视台 4 月份重映的一部叫《铁面人》的影片。在日本，还有黑泽明的《影子武士》。

克隆人将影响到国家的治理，比如，人口爆炸、男女性别失调、户籍管理和社会治安。克隆人的指纹鉴定给公安工作带来了难题。

1973 年日本的首位畅销书《日本沉没》，曾经探讨了现代政治家的素质问题。这部在一年中再版 1OO 次、发行量达 4OO 万册的科幻小说，以极强的技术性描写了日本列岛由于地质变化的原因而沉没。在首相对事态发表讲话后，幸长和中田有一段评论：

“一国首相在国会，以地质学为主题进行演讲，这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哩。”幸长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很特殊的。”

“因此，在日本，应当更早地把自然科学的观点应用到政治上去。”中田说，“随着环境问题、公害问题和地球管理问题的日趋严重，今后，各国都会慢馒这样做的。那种用单纯政治观点或去搞政治的时代，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类各种集团之间进行交易和讨价还价这样一种玩弄权术的时代，即将结束。今后，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科学知识，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吧？”（注 4）

因此，作为日本的政治家，必须了解有关地质的知识。在另一本描写未来能源灾难的日本小说《油断》中，政治家还被要求懂得石油科技。

在下个世纪，政治家是否必须懂得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呢？这将关系到他的升迁。

在将来，如果一位政治家仅仅因为不能操作互联网，如果他仅仅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工程，是不是就会被称作“不讲政治、没有政治头脑”呢？他的政治前途和官宦生涯会不会因为这个而大打折扣呢？

此外，基因分析极可能用于政治。可以作如下设想：某种不良基因携带者，将被剥夺选举权，或者被规定最高只能做到科长。

这是给未来官场上人的一个提醒。

但另一方面，必须确立一个观念：政治家不一定都要是科学家。知识过于专业化会影响宏观决策。像美国副总统戈尔这样的全才，毕竟是极少数。但政治家却应该对最新出现的科技突破有一种立即的本能反应。对于制订什么样的国家科技政策，要有一种“内行式”的看法。

另外，他们应该自信，即便是在高技术时代，最后的决定仍是由政治家来作出的，而纯科学家不一定能胜任。

进入 20 世纪后，这样的责任和压力已经越来越巨大了。原子弹是一个例子。多利是另一个例子。每个当政者都必须万分小心，同时不能临阵犹豫。同时，更多的科学家应成为“科学政治活动家”，在政府对科学的利用

上承担大量责任。

这里有两种观念很危险：一种是认为科学应承担一切责任，使门外汉也相信科学家的话，变得对科学的弊病也深信无疑；另一种是“象牙塔”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只应对“纯粹科学”感兴趣，而完全不必关心科学发现的社会后果。（注 5）

克隆事件，不管怎么大惊小怪，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接近使人满意的方式。一方面，政治家承担了科学责任，政府率先作出了反应；另一方面，科学家乃至整个公众社会都参与了讨论的过程。

克隆会带来什么？克隆人会带来什么？这里有一种政治理解。我看克隆，与邓小平逝世一样，是一件政治新闻。

进一步来看这一点，政治的分寸感是十分要紧的。

当《油断》被作为批判材料在 70 年代末介绍给中国时，翻译者在前言中指出，这本书的用意是搞“阶级调和论”。

在中国，科学长期是与政治分离的。而这种分离，又在于科学被政治化和表面化。能源危机、环境保护，长期都是中国人陌生的名同——同时又是大批判中熟悉的名词。

当60 年代和70 年代日本开始为能源和环境忧虑时，中国人在干什么呢？那时，正在考虑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探索大地构造规律”（注 6），

批判控制论，批判爱因斯坦，批判“能源枯竭”论和“环境危机”论。而之前，人口论也已被批判了。

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浑然不知。在一部电影中，连在大学畜牧系讲马尾巴的功能都遭到了嘲笑。

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与我们今天相关的话题。基因学说也遭到了批判。有一篇文章叫《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采取了政治化手法，对魏斯曼和盂德尔进行了讨伐。

这一切造成与世界科技革命的隔绝，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而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反过来，又导致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极力强调。

我们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到，直到今天，政治，仍然是中国发展科技的主要动力。这是我们不得不选择的结果。

我认为，在目前的各种各样合作中，有两种合作，正在塑造未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种是科技与政治的合作。这始于邓小平“科教兴国”的口号。它是作

为一项政府工作来做的。

1994 年，中国书店中出现了一本普通的科普书，讲科学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讲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物质结构、宇宙起源、生物进化等，也讲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沿。

封面上有两点很引人注目：一个是江泽民题写的书名，一个是出版社的名字：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其中，科学出版社排在前面。

在中共历史上，很少有最高领导人为科普读物题写书名并作序。而科学界的出版社与党的出版社联手，也不多见。

在给《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的序中，江泽民说，这本书是他多次建议编写的，供县级以上干部阅读，以丰富大家的科技知识，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他写道：

我们的中、高级干部不可能都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专家，但完全可以做到知识面相对广一些、深一些，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领导者。（注 7）

利用政治力量在官员中推行科普，是一种毅然的决心。此书 3 月初印，6

月第六次印刷时的印数已是 80 万册。

从 1996 年 3 月起，中组部组织 100 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在中国十余个中心城市，面向社会，主要是面向党政领导干部作科技系列报告，涉及各个高新技术领域。报告汇成三集，由新华出版社于 1997 年出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作了《让我们共同走向科学》的序。

值得一提的是，首场报告中便以很大的篇幅提到了生物工程。朱光亚特别提到，基因工程“使得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生物种属”。一位叫庄巧生的遗传育种学家和另一位植物细胞学家均在报告中提到了克隆的问题。还有几位院士也谈了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

另一本书也出版了：《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任总主编，李鹏作序。

李鹏写道，这些科学家在普及高科技知识方面带了个好头。

这些报告或文章的一个缺憾，是几乎没有提及科技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负面影响。另外，许多科技记者都谈到，真正听进去读进去了的官员并不多。而那本《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在作为“课本”发下去后，已在不少办公室的书架上积满了 3 年的灰尘。

然而，这种代价，是中国走向科技大国的必然选择。

另一种，是科技与传媒的合作。去年全国科普大会后，全国的报刊、电视、广播都加强了科普宣传。其中不少节目很受欢迎。

今年的日食和慧星同现的天象奇观直播，是引起最大反响的一例。事后，中央电视台邀请科学家座谈。与会科学家对中央电视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盛况空前的直播表示赞赏，并呼吁科技界也要主动加强在科普宣传方面与传媒的合作。

中央电视台多年的固定栏目《九州神韵》，也于 1997 年 5 月 5 日起由《科技博览》代替。

就目前的情况看，科技界与传媒的合作，比足球界与传媒的合作，要愉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