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有教无类”，主张“庶富教”

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体现在他首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作为他办私学的指导方针。“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

“有教无类”一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是：“子曰：‘有教无类’”。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关键的问题是在对“类”这个字怎样理解？现举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说明。东汉马融作注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南北朝时的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说：“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按他们解释的意思，“类”即可解释成为“种类”。今人，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说，孔子教学“不分贫富，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任继愈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 84 页上说：“孔子‘有教无类’，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贫苦的城市居民，当然不会有奴隶，但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以上这些提法解释，比较合乎孔子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说出了“有教无类”的基本含义是：不分种族、贵贱、贫富、贤愚、年龄和地区，任何人（除奴隶外）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孔子在提“有教无类”时，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的“脩”是指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十脡为一束。束脩就是十条干肉。说明凡是奴隶主阶级愿意学习的人，只要能够交“束脩”，孔子就可以收他做学生。

从孔子的学生群体来看，他在办学过程中是实现了“有教无类”这一方针的。我们列举一些学生的情况就能够说明这一点。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 35 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 42 人。在众多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商人子弟

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出身贫贱的颜回，居陋巷，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生活。曾参种菜，其母织布，十年不曾添一件新衣。闵子骞受后母虐待，冬天穿着塞芦花的衣服，御寒取暖。仲弓，其父“贱人”，家贫几“无立锥之地”。子路食藜藿（野菜），百里负米养母。子张是鲁国“鄙人”。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曾判刑入狱坐过大牢。颜涿聚当过“大盗”。聪颖学生有象闻一知十的颜回和闻一知二的子贡那样的，也有象高柴那样“愚”，曾参那样“鲁”的并非聪明的学生。学生年龄状况也参差不齐，十分悬殊，年龄大的学生秦商只比孔子小 4 岁，年龄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少孔

子 53 岁。学生来自鲁、齐、卫、晋、宋、蔡、秦、楚等国。难怪在当时就有南郭惠子发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对象只限于奴隶主的贵族子弟，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而“有教无类”的口号提出后，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将教育对象扩大了，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把学校由官府移到了民间。学校冲破了官廷藩离与社会发生了广泛联系，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推动了文化的下移，反映了当时教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这在当时

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放在世界文化教育范围看，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理论和实践，也占有较高的地位。十六、十七世纪之际，通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其教育思想传入了欧洲。这些传教士还举行孔子研究报告会，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孔子学说：“有教无类”。其中服尔德就是一位热心和崇拜孔子的欧洲人。他赞颂孔子的“有教无类”是“给人类带来了教育的福音”①。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下面来谈孔子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教育作用问题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育对人性形成的作用，也就是教育对人的培养有什么作用；第二，教育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因为教育对社会国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人的培养来实现的。

教育对人的培养作用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类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的不同，便逐渐地相距悬远了。孔子说的性，是指人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习就是习染，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这就肯定了环境和学习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安排的环境影响和教育活动。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指出，孔子在谈到教育作用问题时，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关于上智下愚的解说，古今学者颇有异说。《汉书·古今人表》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这是以其品质而讲。孙星衍

《问字堂集》上讲：“上智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因而不学”，则是兼以其知识与品质来说。孔子自己也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上面说的“上智”可能就是“生而知之”的人。这种人当然是不会有的，就连孔子自己也讲：“我非生而知之者”，是一个“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孔子既讲“性相近，习相远”，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反映了孔子关于在教育作用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矛盾性。

关于教育对社会国家的作用问题，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整齐约束百姓，百姓只是暂时地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犯罪可耻；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能知廉耻，而且人心归服。治理国家使用“德”、“礼” 是孔子的主张，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社会秩序就可以维持，封建政权就能巩固。这对后来历代统治者重视教育，用道德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孔子不仅认识到教育对治国的重要性，而且把教育看成是“立国”的要素。主张“庶富教”，提出“庶富教”的教育治国和先富后教的教育思想。

在《论语·子路》篇内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好稠密

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

① 参见陈汉才《“有教无类”辩》载《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裕起来”。冉有接着问：“如果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答说：“教育他们”。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孔子教育治国论的的思想。他认为，世间人是最基本的，没有人也就谈不上立国和治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的作用，使他们幸福，以满足他们消费的需要。第三步，有了物质基础，最后还要发展教育，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把教育最后搞好了，一个国家才算完全治理好了。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反映了他已意识到教育受经济制约，经济发展，教育才有可能发展。因为人们如果吃不饱、穿不暖，何尝有条件和精力去学习呢？解放前的旧中国，政治混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国家如何发展教育，人们又怎能学习，历史的事实不是最好的说明吗？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深入人心，经济在发展，教育在发展。两千多年前，孔子讲的人口、经济、教育作为立国治国的三要素，仍不失为有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