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府“稷下学宫”的创建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官学衰废,教育主要靠私学,值得注意重视的, 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办。这所著名的学府的建立不仅成为当时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百家争鸣的园地,而且是向新的封建官学过渡的一种形态,对封建官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设立的学校,故称“稷下学宫”或“稷下之学”。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关于它的创办时间,自汉代开始就有争论,今人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在位执政期间

(公元前 374——前 357 年),根据东汉徐干(《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孙培青先生据此推测,稷下学宫创立在公元前 360 年左右,距今约 2350 余年(见孙培青:

《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齐威王继承其父桓公事业在位时(公元前 356——前 320 年),任用邹忌、田忌、孙膑改革军政,注意广泛延揽人才,发展扩大稷下学宫,齐国和其它各国学者纷纷来此讲学著书。对留在学宫的著名学者,给予优厚待遇,尊称为“稷下先生”。到齐宣王在位时(公元前 319——前 301 年),稷下学宫发展达到高潮,史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①。后经湣王(公元前 300——前 284 年)、襄王(公元前 283——前 265 年)时期,稷下学宫虽然名声远扬,却在逐步衰落。至齐王田建时(公元前 264——前 221 年),齐国为秦国所灭亡,稷下学宫随之终结。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历时约 150 年左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稷下学宫的创办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国封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初创目的是由于齐国政府欲“招致贤人”为其政治服务,齐宣王就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战国策·齐策四》)。这表明学宫开始具有公室养士的性质,且养士用士这一基本思想贯彻在办学的始终。据刘向《别录》:“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进一步说明了稷下学宫还是一个官办的教育机构,齐国政府利用稷下学宫不仅大量招贤养士,还借此培养训练封建官吏。这样,稷下学宫就由养士制度发展转化成为官办的封建学校。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稷下学宫创办之后,大量的文人学士和他们的学生一批批地络驿不绝地来到稷下。稷下学宫建筑规模宏大,康庄大道、高门大屋,能容纳上千名师生,为各国游学者的吃住提供了方便的物质条件。学宫有教师,有学生,有教有学。当时,各家学派名流学者,都是自己开办私学,他们来时很自然也就把学生带来了。如淳于髡、孟子、田骈、宋鈃、尹文这些人都是率群徒来的,少者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齐威王和齐宣王大兴稷下之学,宣王时还将著名的七十六位先生赐予“上大夫”的荣誉称号,这些人享有个人宅邸。多数的老师和学生一同吃住在学宫。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吏治不参予政事,可以自由研究讨论问题,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知识教学活动。各国学者荟萃到此讲学,使稷下学宫很快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中心。

稷下学宫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特色,它的特点是欢迎游学、学术自由、待遇优厚,其中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是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欢迎游学。稷下学宫与西周奴隶制的“学在官府”完全不同,欢迎游学允许有教和学的两个方面的自由。这就是说,教师可以自由招收学生到处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寻师求师受教,这是私学出现后产生的教育形式,稷下学宫利用这种方式开展教育活动,成为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来游学者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集体的,稷下学宫对来者不论属于那一个学派一律表示热情接待。教师择优聘请,首席不由官方指派,而由众人推举,称做“祭酒”。荀子来稷下学宫“最为老师”,曾三次被推为“祭酒”。这种灵活的游学制度,学无常师行动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使师生扩大见闻, 促进思想交流发展,有助于人才的尽快成长。其二,学术自由。表现在凡来稷下学宫讲学的各家各派,虽然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不同,但都可以在稷下讲学。根据史书记载,来过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彭蒙、宋鈃、尹文、接子、季真、环渊,由道家发展为法家的有慎到、田骈,名家有儿说、田巴,阴阳家有邹衍、邹奭,博学而无所谓学派的有淳于髡、王斗、徐劫、鲁仲连等。可以说,稷下学宫容纳百家,来者不拒。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展开了百家争鸣,活跃了思想,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例如,孟子自称“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也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宋鈃、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庄子·天下》)。田骈能言善辩,被当时人称之为“天口骈”。又如名家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辩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邹衍被称为“谈天衍”。这样一大批的辩才汇聚稷下,进行自由辩论,创造了稷下学宫的学术研究辩论的兴盛局面。辩论的过程和形式,有个别进行, 也有大规模公开辩论;有先生之间辩论,也有学生与先生之辩;有学派内部之争,也有学派互相间的辩论;还有稷下学宫先生和齐国政府执政者间的辩论。辩论的问题内容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见解。这样的学术辩论促进了诸子学派的吸收、分化和交融发展。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缩影,先秦学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高峰。其三,待遇优厚。齐国政府为使稷下的学士们专心致志讲学著述,给他们以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生活待遇。齐宣王挑选各家学派学士 76 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修建壮观的府第,表示尊宠之意。淳于髡、孟子、荀子被尊为卿,孟子还授予一级客卿, 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学士们获得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齐国统治者考虑到稷下学宫人数众多,还把学士划分

等级,分别按级给予款待。稷下学宫不仅对学士这样优厚待遇,而且连随从他们的学生也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在战国时期普遍尊礼贤士的风气之下,稷下学宫给予学士的优厚待遇,表明了齐国统治者对于人才的尊重,这虽说是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可也是稷下学宫长期发展兴盛的原因吧!

稷下学宫创办的历史意义,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①稷下学宫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创办官学的道路,对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包括私学如书院制度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稷下学宫所独创的官方兴办,私方主持的办学形式;容许人才流动自由游学讲学、兼容并包各家私学的办学方针;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和提倡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以及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是具有启迪作用的。稷下学宫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造,既使在今天,它的办学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术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