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一 清政府和战不定的政策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集有军舰 16 艘，兵员 4000 人左右。按照英政府的训令，英军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再北上到白河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并提出要求。这个作战计划是以封锁广州对外贸易和占领沿海岛屿作为谈判中的要挟手段。侵略军即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在封锁珠江后，径行北上，1840 年 7 月 6 日攻下定海，8 月 9 日到达大沽口，8

月 19 日向清政府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英国的要求。这些要求是：(1)赔偿烟价；(2)对待英国驻华官员须按“文明国”成例；(3)割让一岛或数岛；(4)赔偿行商欠英商的债务；(5)赔偿军费。

自定海失陷后，道光帝的态度早已发生变化。他原以为禁绝英人贸易， 便可万事大吉，及得英人攻陷定海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不知英人进犯是为了鸦片，还是为了贸易，下令闽浙总督伊里布“密行查访”。①英国侵略军开到大沽后，他更为震动，对林则徐的禁烟竟发出怨言，说他是“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②。封建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一切原都是从其统治利益出发，当初禁烟是为了防止“漏银”，如今因禁烟而致强敌压境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和安全，又悔不当初。他以为英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鸦片和贸易， 只要取消禁烟恢复贸易，当可了事。

受命和英人办理交涉的直隶总督琦善，深能体会道光帝的意旨，他知道谈判的首要任务在使英人退兵，以解除对北京的威胁。琦善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全部外交的出发点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他认为英人“船坚炮利”，决不可与战，只可“好言相诱”，也就是屈服求和。为此，他对敌人作出种种投降姿态。英国侵略军到达大沽时，他派人为侵略军筹办给养，并在天津设宴招待侵略军的将领。这时英军已占领了中国领土定海，对中国不宣而战地发动了武装进攻，琦善不但不敢向英人提出诘责，反而卑躬屈膝地向侵略者说：林则徐等“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③，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林则徐等身上，这就是琦善外交的第一着。这样做不仅是向敌人赔罪认错，承认侵略者的“师出有名”，而且事实上也等于宣布放弃禁烟政策。按这时道光帝给琦善的训令中，既未答允惩办林则徐等，也未明白提出可以取消禁烟。琦善竟敢自动向英人作此许诺，是因为他已揣透皇帝对于惹起这场风波的禁烟政策已十分厌弃。同时琦善所代表的投降派还想乘机借用外力打击禁烟派，恢复对他们有利的鸦片贸易。

琦善外交的第二着是对英人提出的赔偿烟价要求采取含糊承允的办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道光帝曾明白表示不愿承担这笔巨款的偿付，但却暗示可令广东的行商筹措偿还。他在 1840 年 9 月 12 日指示琦善说：“倘该夷始终坚持⋯⋯该督到粤后，惟当细加访查，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或即作为该督之意，密谕各洋商(指“公行”的中国商人)，以将来如许通商，不但夷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2 卷，第 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3 卷，第 4 页。

③ 同上书，第 12 卷，第 38 页。

人仍可得利，即该商人等亦可照常贸易，获益良多”①，言下之意是很清楚的。所以琦善对英人不敢明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关于烟价问题“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②。至于恢复贸易，道光帝既已明白认可，当然更无问题。

琦善在交涉中的态度是 200 年来清政府对外态度从倨傲自大到屈辱投降的重大转变的开始。英国侵略者看到其武力威胁政策已取得明显的效果，自然相当满意；加以这时已入深秋，北方海港行将冻结，兵船不能久留，同时侵略军中疾病流行，所以，英方代表同意移至广州继续谈判。1840 年 9 月 15 日，英舰启碇折返南方。

琦善“退兵”成功，道光帝大为喜悦，1840 年 9 月 17 日下令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和英人继续谈判。9 月 28 日又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并任命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惩办林、邓分明是履行对英人的许诺， 但他却欲盖弥彰地申明：“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③在道光帝以为“彼志图通商，又称诉冤”④，现在既准其通商，又惩办了林、邓，当可就此了事；所以，9 月 29 日又紧接着下令着各省撤防，“以节糜费”。

琦善于 1840 年 11 月 29 日到达广州，为了表现他的求降诚意，到任后即下令撤去海口防御工事，并解散了防守海口的水勇丁壮，裁减了师船 2/3， 这些措施更助长了侵略者的骄横凶焰。1840 年 12 月中谈判开始，这时懿律已辞职，英方谈判由义律一手主持。义律重新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和在闽浙粤沿海割让一口岸等款，作为交还定海的条件。琦善对这些条件都表示接受， 惟对割地一款，恐怕皇帝未必肯答允，不敢作主，所以在奏折中假意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其地亦甚难择”①，以作试探。

这些要求都出乎道光帝意外。他初不料在恢复贸易和惩办林、邓后英人仍坚持割地赔款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直接损害他的统治利益，因此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1840 年 12 月 26 日，他在接到琦善的报告后批示说：“看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 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②同日又下谕说：“匪特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③此后，他高唱主战的强硬论调， 但实际上并无抗战的决心。琦善的投降计划因道光态度的变化受到挫折，谈判因而停顿，于是义律再度使用武力胁迫。1841 年 1 月 7 日，英国侵略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直逼虎门。琦善面对英军的进攻毫无抵抗的准备，急忙接受了英方的要求。1841 年 1 月 20 日琦善和英方订立了可耻的《穿鼻草约》，

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和赔款 600 万元④。

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1841 年 1 月 27 日道光帝下令进兵“痛加剿洗”，1 月 30 日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但 2 月 2 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在订立《穿鼻草约》后的报告，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3 卷，第 41 页。

② 同上书，第 14 卷，第 36 页。

③ 同上书，第 15 卷，第 12 页。

④ 同上书，第 16 卷，第 3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8 卷，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18 卷，第 16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卷，第 17 页。

④ 当时西班牙银元在中国流通使用。

托言英方已“自知懊悔”，愿交还定海和沙角炮合，只求在香港“泊舟寄居”， 于是他的态度又发生动摇。他表示体谅琦善“委曲从权”、“苦心调停”的“苦衷”，并查问“香港地方离省远近若干里，地形宽狭如何，在彼开港， 是否有关利害”，①显然又在考虑和英国侵略者妥协。与此同时，琦善一方面力向皇帝陈说敌人船炮既多又精，而中国方面则是“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以打动道光帝接受他的投降主张，一方面对《穿鼻草约》内容则不敢据实奏报，谎称香港只是准予“寄居”，对赔款事则根本不提。但是，琦善私割香港之事不久终为广东巡抚怡良揭发。道光帝得讯大怒，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拏，财产入官。琦善代表清政府所进行的投降活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在英国侵略者方面，英国政府于 1841 年 4 月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后，极不满意，认为义律从中国攫得的权益太少。4 月 30 日，英国内阁会议上决定召回义律，另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命令他务须使中国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不达目的，不停止军事行动。

清政府和英政府既都已决定否认《穿鼻草约》，中英之间的谈判便告停顿。在广州，早在 1841 年 2 月 24 日，义律即已正式宣告恢复军事行动。2

月 26 日，英军攻占了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和将弁兵士 400 余人力战阵亡。在英军不断进攻威胁下，主持广东战事的杨芳竟以允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求得停战。4 月中，奕山带兵到达广州。5 月，英军又重新发动进攻。奕山在英军进迫下，派广州知府向英军求降，接受英方所提出的休战条件，答应交纳赎城费 600 万元，商馆损失费 30 万元，并率外省兵退驻离广州 60 里

以外的地方。这时璞鼎查所率领的侵略大军尚未到达，英军兵力只有 2000

人左右，而中国军队集中在广州的却有 2 万人左右，所以义律乐得暂时息兵， 等待大军到达后，再图进展。在中国方面，清政府虽已对英“宣战”，但在广东统率清军的将领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投降主义者，毫无作战意志，一经敌人进攻，便张皇失措，急于求降，所以竟出现了这样荒唐离奇的所谓停战局面。

当广东地方当局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得极端懦怯并对敌人实行屈辱的投降时，广东人民对侵略者却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反英起义是这一时期广东人民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自发的武装抗敌行动到处皆有：如三元里平英团的起义，三山村民众的袭击英军，佛山镇民兵围攻龟冈炮台，新安县民众的火船队夜袭虎门敌舰，其中以三元里平英国的起义声势最大，给予侵略者的打击也最为沉重。1841 年 5 月 30 日，英国侵略军千余人到广州近郊掳掠， 三元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竖立“平英团”大旗，攻击英军。四乡人民闻讯都赶来，加入战斗，包围侵略军。义律率兵前来援救，也同样陷于围困中， 结果只得派汉奸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奉奕山之命，竟施用欺骗威胁手段强迫起义民众解散，侵略军才得狼狈逃命。三元里人民的反英起义军显示了有组织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和反动的清政府官员对外国侵略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清军和侵略军之间的所谓停战局面终不能维持很久，1841 年 8 月英国侵略军统帅璞鼎查到达中国后，随即带军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侵略军先后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余姚、慈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1 卷，第 13 页。

谿、奉化、乍浦、吴淞、上海，最后在 1842 年 7 月 21 日占领了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的镇江，切断了南北的漕运，以威胁清政府。英国侵略军每到一处，便大肆烧杀淫掠。例如，在宁波，他们抢走了白银 17 万两，勒索犒军费

120 万银元，退去时又掳走大批妇女；在乍浦，他们大发兽性，杀人无数，

以至“弃尸河中，水为不流”①；在上海，他们又勒索赎城费 50 万银元；特别在镇江，他们因受到守军的英勇抵抗，伤亡较大，竟在破城后施行“报复”， 对无辜平民大肆屠杀。恩格斯对英军的残暴行为曾予以痛责，他说：“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②

在清军方面，对侵略军的进攻，有的是一战即溃或不战而逃，有的是拚死抵抗壮烈牺牲，象乍浦和镇江的守军抗敌的英勇顽强，甚至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至于中国人民，他们更是英国侵略者最害怕的对头。鸦片战争中， 凡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民反侵略的武装出来抵抗。例如：英军攻占厦门后，就有乡民陈氏带领民众奋起和侵略军接仗，迫使侵略军不得不退屯鼓浪屿；英军侵占定海、宁波，当地人民组织的黑水党，迭予敌人以狙击； 英军攻占镇江后，瓜州仪征一带的盐民，不断攻击江上英船。人民群众自发的英勇抗敌行动，不但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且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

但是，统治阶级却采取了和人民完全不同的态度。道光帝自己曾供认： “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①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初只因英国侵略者坚持要他割地赔款，触及到他的统治利益，他才不得不勉强应战。及至敌军步步进逼，他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便又动摇起来。1842 年 6 月 22 日，他在接到上海告急的消息后，就已决定投降，派投降派宗室耆英(已授广州将军)、已革闽浙总督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两江总督牛鉴“相机筹办”。7 月 16 日，他下谕军机大臣通知耆英秘密派人向英方表示，可以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②。镇江失陷后，7 月 26 日两江总督牛鉴请和，并以“连日以来盐枭处处蠢动”③的民变危机来恫吓他。道光帝得报后，求降之心更切，当日下令正式任命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并表示“此时业已专意议抚”④，就是说要一心求降。8 月 4 日，英海军开抵南京下关江面，伊里布和耆英随即赶到，向敌人求和，这样就开始了投降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