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外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的联合镇压(1860—1864 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随着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要求的步步退让一再屈服，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858 年《天津条约》的订立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起点。《天津条约》给了外国侵略者以广泛的侵略权益，满足了他们当时对中国的全部侵略要求，因此保障这一条约的充分实施便成为他们此后一个时期内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支持签订这个条约的清朝政权使其能继续统治中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天津条约》中的某些具体规定，实质上等于宣露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内战的意向。例如，驻使问题，其重要含义上文中已加分析。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当中国内战方酣，清朝政权正受到严重的震撼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和这一在风雨飘摇中的政权建立更为“正规化”的外交关系，这事实上就是它们决心支持清政权的表现。此外，条约中关于内地游历和长江航行两项重要特权的规定，都明白地附有须待内战结束后才能充分行使的条件，在这里外国侵略者又无异宣告了他们的侵略利益已和清政府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太平天国怎样对待《天津条约》的问题。所以，《天津条约》订立后，外国侵略者急于要探明太平天国的态度。1858 年 11 月 8 日，英使额尔金在上海通商章程甫经签订的当日，即匆匆率领一支由兵舰四艘、炮艇二艘组成的实力不小的舰队，上驶长江，名义上是为了“视察”沿江各口岸，以便选定《天津条约》中所规定开放的三个口岸，实际上则是为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威胁，试探太平天国对待英船航行长江的态度。太平军对这些侵入中国内河的外国军舰，实行了正当的防卫，在南京和安庆都先后开炮迎击，表明了他们不承认清政府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也不怕外国侵略者武力威胁。所以额尔金于 1859 年初返回上海后对人表示，此行对太平军印象十分恶劣，认为太平军终必失败，其对太平军的敌意已经十分露骨。1859 年 3 月，英国政府在给新任公使普鲁斯的训令中，更明白地表示了准备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倾向。训令中说，如果清政府提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他可以对这个问题予以仔细的考虑①。

但是，《天津条约》订立后，清帝对外人的猜疑仍未消除。他接到了关于额尔金上驶长江的报告，甚为不安，认为“不滋事，必至勾通”②；后来又据报额尔金在南京和太平军有所接触，更为震动，说“该夷已与中国议定通商，忽又勾通叛逆，其包藏祸心，殊属匝测”③。1859 年 7 月大沽冲突后， 他据负责指挥军事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的奏报，更怕“该夷授意金陵逆匪， 互相勾结，使粤捻两逆，并力北来，以图牵制”④。因此，直到《北京条约》订立前，他对投降派大吏们，如两江总督何桂清、浙江巡抚王有龄、两淮监运使乔松年、江苏巡抚徐有壬等所提出的“借兵助剿”的主张，都一概予以驳斥，认为“断难允行”。同时，清政府在《天津条约》订立后的种种改约

① 马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 1 卷，第 57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2 卷，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35 卷，第 10 页。

④ 同上书，第 40 卷，第 38 页。

企图也使侵略者认识到，清朝统治者还没有完全驯服，因此，对侵略者来说， 帮助清朝对太平天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时机也尚未成熟。

虽然如此，中外反动派之间局部的公开勾结却已在上海开始。1860 年 5 月，当英法军队麇集在上海，准备北上和清政府作战时，太平军正击溃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向苏州进军。两江总督何桂清自常州赶到上海，请求英法侵略军派兵救援。法国方面当即表示，如英国拨 500 人，法国可拨 1500 人，但

英使普鲁斯深怕 2000 人兵力不足，如果被迫后退，影响不利，再要增援，又

怕妨碍在北方对清政府的军事进攻，所以终未采取行动。①1860 年 5 月 26 日，

英法公使联名公告要“保卫”上海。同年 6 月，美国流氓华尔在上海富商、地主、官僚的赞助和美英官方的支持下，募集了一些外国亡命之徒，组织了一支“洋枪队”，以协助清军阻击太平军的进攻。1860 年 8 月中旬，与英法联军在北方进攻津沽一带的同时，英法留沪的军队却公然协助清军阻击忠王李秀成军的进攻。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另一方面在南方又协助清军进攻太平军，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实则正是说明了，他们既要压迫清政府对他们完全驯服，又要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以保障他们既得的侵略利益。

1860 年《北京条约》的订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的完全屈服。外国侵略者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武装力量占据了清朝的都城，迫使清朝皇帝从北京逃走， 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证明他们有推翻这个王朝的力量。这样，他们不但迫使清朝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一切条件，并且也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此畏外媚外的投降主张在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占上风，投降派的势力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完全屈服后，中外反动派暂时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侵略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保障和巩固他们既得的权益上去，而当前的问题便是首先必须支持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北京条约》签订后，法俄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助剿”。美国这时适在内战爆发前夕，暂时无力顾到中国。关键在于在中国侵略势力最大的英国的态度， 而英国当时对于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还有些犹豫和顾虑。因此，当恭亲王奕向英使馆汉文秘书威妥玛提出援助的请求时，威妥玛的回答是：“武装干涉内战有个困难，就是既进入干涉，便难以退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 这类援助通常都要引起占领，占领产生吞并，而这乃是我们国家所强烈反对的(？)。”①这些话表明英国暂时还不打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同时它还恫吓清政府不要接受法俄的“助剿”建议，以防法俄借机从清政府取得额外报酬。直到 1861 年 7、8 月间，英外相罗素仍一再训令驻华公使普鲁斯保持“中立”。

英国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从当时在华英国外交人员的通信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威妥玛在 1861 年 1 月 20 日向英使普鲁斯报告恭亲王提出请援的信中说：“这个山穷水尽的王朝，不独不值得我们用行动来拉长它的寿命，

① 黑克：《太平起义大事记》（1891 年英文版），第 155—156 页。

① 1861 年 1 月 20 日威妥玛给英使普鲁斯的报告，转引自严中平：《1861 年北京政变前中英反革命的勾结》，

见《历史教学》1952 年 4 月号。此段谈话，也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5 页，但内容微有不同。

就连说一句话都不值得了。”②这是对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完全缺乏信心的表示。1861 年 2 月 19 日，上海英领事密迪乐致书英外相罗素说，太平军优待外人，英国如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为不智，有害英国的商业利益。

①这是反对干涉的另一理由。英使普鲁斯在 1861 年 6 月 16 日给英海军司令贺布的信上说：“女王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满清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② 但他接着却又说：“政府无疑地愿意倾听你的意见，我们是否可以只用海军的力量去攻击南京而获得成功。”③贺布在 1861 年 7 月 21 日致普鲁斯信中也表示了和密迪乐一致的意见。从以上这些英国侵略分子所表示的意见中，可见当时英国之所以没有立即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主要是由于它对清政府缺乏信心，对干涉的前途没有把握，同时为了眼前的商务利益，不愿和太平军发生冲突。不但如此，根据后来英国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来看，它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中立”，还包含了对清政府和对太平天国继续实行敲诈要挟的投机作用。

在《北京条约》订立后的一年内，英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频频进行敲诈要挟。1861 年 3 月 1 日，贺布命令英国舰长雅龄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英舰停泊天京、准许英国商船通过天京上驶长江、英人在岸上犯法由英人处理等八项要求。太平天国对这些要求都一一复允。1861 年 3 月 13 日，天王且下诏，申告保护外国商人，并命外务丞相英人罗孝全总理一切外国商人事务， 各国可派遣领事官协同办理，并选派一公正裁判官，由天王任命与罗孝全会审外人犯罪案件，但仍由天王作最后裁判。3 月 22 日，英领事巴夏礼自汉口视察归途中，和英王陈玉成会晤，提出太平军不得进攻汉口的要求，陈玉成也表示接受。3 月 28 日，贺布自岳州返抵天京，再命雅龄照会太平天国要求太平军不得侵入上海、吴淞近百里(30 英里)以内的地区，天王最初表示拒绝，后来同意在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太平天国当局对侵略者这一系列的妥协让步，无疑地是由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足，幻想借此阻止他们对革命进行干涉。太平天国自 1856 年杨韦内讧后，力量日趋涣散，军事接连失利，武昌先失，九江又陷，安庆成为天京最后的一道屏障和生命线。1860—1861 年冬春之交，太平天国进行着从长江南北两路会师攻取武昌解救安庆的大战役， 因此，它对于外国侵略者不得不采取暂时妥协的策略，以便防止他们的干涉， 完成这一重要战略计划。但是，英国侵略者误以为太平天国是可以威胁利诱的，于是竟想实现向太平天国进一步讹诈的更大阴谋。

1861 年冬，贺布和巴夏礼到天京见天王，向天王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建议。洪秀全当予拒绝。他说：“我争中国，欲相(想) 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侵略者竟威胁说：“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回)我另行举动。”①洪秀全对此毫不反顾。同年 12 月 26 日，停泊天京的英舰舰长宾汉奉贺布之命再照会太平天国，提出悬挂英旗的船只自由航行于太平天国领域内的河流，太平军不得侵

②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744 页。

②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11 页。

③ 同上书，第 312 页。

①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333 页。

及上海、吴淞、汉口、九江周围百里地带，并不得扰及镇江英领事署所在的银岛等要求。太平天国对这些无理要求都一一予以驳复，他们反对侵略的严正表示也打破了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最后幻想。

在清政府方面，尽管法俄等国在《北京条约》订立后都已提出了“助剿” 的建议，但是在侵略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对这问题所表现的暧昧态度，不能不使清朝统治者对“洋兵助剿”事仍有疑惧。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一场争论。在河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首先上奏反对，他怕洋兵“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而且为虎添翼”①。另一方面，两江总督曾国藩则首先表示赞成，认为“借助夷兵， 事属可行”②；江苏巡抚薛焕更是极力主张“迅速赶办”。清帝一面同意袁甲三的看法，认为“纵夷灭寇，固无把握”，但一面对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的建议又说：“若拒之太峻，亦无法阻止。”③他的态度显然仍犹豫不决。

1861 年 8 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年方 6 岁的儿子同治帝继位，大权落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等手中，他们自号“赞襄政务王大臣”。同治生母西太后那拉氏，为了夺取政权，1861 年 10 月乘回京的机会，和恭亲王奕等合谋，剥夺了载垣等大权。11 月 3 日西太后任命奕 为议政大臣，11 月 8 日斩肃顺并令载垣、端华自尽。清朝宫廷内部这一变化， 使朝政大权转移到以奕为首的“洋务派”手中。这个变化是英国侵略者欢迎不暇的。政变发生后数日，普鲁斯向英外相罗素报告说：“大家认为最可能和外国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恭亲王、桂良、文祥)掌握政权了”。⑤ 又说：“12 年以前一个皇帝去世时，军机大臣耆英和穆彰阿，因为对夷务政策过分妥协而被斥责，结果权力归入另一批人之手，这批人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就被这样惨败下去。”①显然，以奕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得到了英国侵略者的信任，从此英国支持清政府的态度日益明显。

同时，清政府对借兵“助剿”的态度也转向积极。1862 年 1 月，清廷命令“总理衙门和英法在京使臣，妥为筹商”②。它还怕英法公使不允，要薛焕动员上海华商劝洋商转求上海英领事巴夏礼。1862 年 1 月 20 日，忠王李秀成部慕王谭绍光和纳王诰永宽等率军队进攻吴淞，法国轮船开炮帮助清军阻击太平军，薛焕将此事奏报。2 月 8 日，清廷指示说：“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于是竟一变其向来对外人和太平军勾结的猜疑，反而说太平军以“通匪污蔑洋人”(意即洋人并无与太平军联合之意，是太平军在作这样的宣传)；同时并对“借师助剿”一事表示：“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其事后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③这可说是清政府对“借兵助剿” 事的最后决定。

1862 年春，英国政府也对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作出了最后决定。但在此之

前，英国侵略者还向清政府进行了新的敲诈。1862 年 2 月 16 日恭亲王奏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0 卷，第 19 页。

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193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1—2 页。

⑤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①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 卷，第 49—50 页。

③ 同上书，第 4 卷，第 2—3 页。

英国使馆的威妥玛屡次要求解除 1858 年通商章程第五款禁止英国商船在登州、牛庄两口装载豆类、豆饼出口的规定，据说如果实行解禁，“则商贾辐凑，外国不能不保守该口”④。清政府对这一要求立予批准，1862 年 2 月 21 日“上谕”中说准许暂开豆禁，“无非迎机利导，曲为牢笼，以期得其死力”

①，恬不知耻地承认以出卖利权作为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革命人民的手段。

1862 年 2 月下旬，慕王谭绍光部再度进逼上海浦东，英法军队公然和洋枪队一起参加作战，击退太平军的进攻。3 月 3 日，英使普鲁斯向英外相罗素建议对太平军采取攻势，6 月 2 日罗素复信批准。事实上早在 3 月中，在北京英法公使已向清政府表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②。在伦敦，罗素也已咨请英海军大臣训令在华英海军司令贺布，极力“保卫”上海和其他所谓条约口岸，不让太平军占领，同时还要以军舰“保护”长江英船。7 月 2 日，罗素在英国上议院公开宣布了武装干涉的决定， 同时也道出了英国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他说问题是：“太平军所能给与我们(英国)的利益可以和中国政府有义务给与我们的利益同等么？”③后来，在 1863 年 7 月 6 日，英首相巴麦尊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又道出了英国政府所以决定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另一原因。他说：“我认为，中国已改变它对外国和对英国的政策。既然恭亲王和那些同他一样开明的同僚们所奉行的政策，证明了中国是准备和外人发生亲密的关系，而不是拒与接近， 或力图阻止和外人发生任何一切往来，而且既然中国的政策是鼓励和世界各国的商业，那么对我们来说，如果不努力协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从事于改进的努力，那是自取灭亡的。”④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反侵略的对外态度和清政府对外的更加驯服，是最后决定英国侵略者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的基本原因。

这样，从 1862 年起，便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并对太平天国大

规模的联合镇压。外国侵略者从各方面给予清政府以军事的援助。1862 年 3 月，上海“中外会防局”官绅和英国领事商定，租用英国商轮到安庆代曾国藩运兵 9000 人到上海。4 月，英国天津驻军司令士迪佛立同意在天津为清政府教练军队。7 月，英国海军大臣批准英国现役军人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清政府服役。8 月，英政府准英国军官臣民和军舰受清政府雇用。1863 年 1 月， 清政府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和阿思本订立合同，由阿思本统带一支由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八只兵船和英国海军人员 600 余名所组成的舰队，参加

对太平军的武装镇压。这支舰队于 9 月间到达中国后，由于地方军阀曾国藩和李鸿章同阿思本争夺对这些兵船的控制权，引起一场争吵，结果清政府不得不予解散，将全部兵船遣回英国。

外国侵略者除了以自己的军队帮助清军作战外，还分别和地方军阀勾结，建立由外国军官统带和教练的中外混合军，借以扩大他们对地方军阀的影响和控制。1862 年 4 月，由美国人华尔统带的洋枪队，首先改组成为一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反革命武装，改称为“常胜军”，由苏松太道吴煦督带。

④ 《筹办夷务始末》，第 4 卷，第 14—1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 4 卷，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5 卷，第 1 页。

③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47 页。

④ 黑克：《太平起义大事记》，第 86—87 页。

9 月，华尔在慈谿战役中毙命，这支军队的统率权后来转落在英国人手中；

英国的现役军人奥伦、戈登于 1863 年先后接任“常胜军”的管带，体现了英

国侵略者和淮系军阀李鸿章的勾结。法国侵略者于 1862 年 7 月在宁波也成立了一支号称“常捷军”的中法混合军，后来成为法国势力和湘系军阀左宗棠相勾结的基础。这两支中外反革命武装力量，会同英法军参加了进攻太平军的多次战役，协助清军先后攻占了嘉定、宁波、常熟、昆山、富阳、苏州、杭州等地，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

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和进攻，太平天国表现了革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尽管侵略者拥有优越的新式武器，太平军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怯退缩。在路战线上给予敌军有力的回击。1862 年 4 月，太平军光复宁波不久，英法军为帮助清军夺回宁波，借口太平军炮弹落在“租界”地区内，竟无理地要求驻宁波太平军将城墙上为防御清军而设的炮位移去。太平军守将的答复是：第一，他们根本不承认所谓租界，认为租界是中国领土，“应该象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受太平军的绝对管辖”①。这是太平军否认外国侵略者在华特权的一个明确表示，也是侵略者认为“最该反对、难以容忍”的事。第二，他们严正地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至于炮台，系我自卫所必需，与外人并无妨碍，断难拆毁，枪炮亦不能撤去⋯⋯贵舰长欲攻城听之， 欲轰击亦听之”②，同年 5 月，英法侵略军竟出动舰队和陆战队协助清进攻宁波，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重伤敌军，击毙了法国舰队司令耿尼。此后太平军又在慈谿战役中击毙从上海调来浙江援助清军的“常胜军”统领华尔， 而且在绍兴屡败侵略军，先后击毙“常捷军”统领勒伯勒车及其继任者达尔第福。特别是在杭州争夺战中，太平军多次击败“常捷军”，一直坚持到 1864

年 3 月才撤出转移。在长江下游，太平军同样进行了顽强地反击。自 1863 年初，英法侵略军协助李鸿章的淮军，以优势的武器，猖狂地从上海向西进犯，太平军在太仑、苏州、华墅、金坛、常州等地，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多次击败侵略军，使敌人遭到极大的伤亡，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所有这些事实，都表现了革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进行了英勇坚强的反抗，给予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认识到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内在的种种弱点，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革命终于遭到最后的失败。1864 年 7 月 19 日，天京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此便进入了消亡的阶段。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尽管这个政策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他们曾经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原故，而把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因而太平天国革命者曾经表现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缺少应有的警惕”①，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始终是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国侵略。这是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在它的短短的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决不屈服于外来暴力的。其次，太平天国革命为近

① 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第 22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217 页。

① 1951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

代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揭开了序幕。19 世纪中叶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在亚洲出现的印度士兵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和婆罗洲人民反抗荷兰征服者的起义，都可说是这一历史潮流的发源部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亚洲曾经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