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派使出洋的尝试

60 年代中标志着清政府对外政策转变的另一件事情是派使出洋的尝试。在闭关时代，派使出国之事，除了前往“藩属”“册封”的使节外，只有康熙年间(1712 年)图理琛的出使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部，和雍正年间(1731 年)托时的出使俄罗斯。这两次都是负有特殊外交任务的临时性使节， 而不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外既采取闭

① 米契：《阿礼国传》（英文版），第 2 卷，第 165—166 页。

② 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0 卷，第 1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27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 3 卷，第 390 页。

关政策，自不产生派常驻使节到西方国家去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方面，派使来华之事在鸦片战争前，已有 25 次，其中俄国

11 次，葡萄牙 5 次，荷兰 4 次，罗马教廷 3 次，英国 2 次。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派遣公使常驻北京，以便经常对清政府施加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它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完全实现。此后它们又进一步力促清政府派使出洋，以便“形成一种束缚，把中国牢牢地和西方结在一起，并使它一定要从事改良，无法后退”③换句话说，它们企图通过这种形式，使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更肯定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来进行“改良”。1858 年天津谈判中，英使额尔金就向清政府代表表示，希望清政府派使赴英。赫德在 1861 年到北京后更是经常劝促总理衙门实现此事。

在清政府方面，当权的洋务派这时不仅完全抛弃了闭关思想，而且认识到此后惟有和外国人搞好关系，才能保持清朝的统治，因此，在外国人的劝诱下，他们也“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①。但他们考虑到两层困难：一是人选问题，一般官员对办“夷务”，视为畏途，而懂得“夷务”的人更不多； 二是礼节问题，因为派使出国，如面见外国元首，行跪拜礼则有碍尊严，不行跪拜礼又将予外使将来见清帝时拒行跪拜以借口。由于这些考虑，派使出国的事迟迟未行。

1866 年，赫德请假回国。行前向总理衙门建议，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同前往英国考察。奕等当即接受这个建议，奏请清帝批准，派帮助赫德办理文案的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年已 63 岁的满人斌椿，带着他的儿子和同文馆学生三名，随同赫德出国“考察”。斌椿一行的任务是将各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携回中国，以资引证”②。所以他只是观光性的使节，而不是正式的外交使节。他是清政府派往西欧去的第一个官员。

斌椿等一行于 1866 年 3 月 23 日由上海启程，历经法国、英国、丹麦、比利时、普鲁士和俄国，他们在各国逗留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只是走马看花地游历了一番。斌椿所写的出使日记，充满了对外国物质文明和上层社会享受的赞叹。这一次出使在中外关系上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清政府洋务派的崇洋媚外思想。

斌椿出使回来后不久，1867 年 10 月，总理衙门为了准备应付预期的 1868年修约谈判，向各省将军督抚发出“论修约书”，提出了各项问题，其中也包括遣使问题，征求各省将军督抚的意见。满汉洋务派对遣使都认为有其必要。这时，美国公使蒲安臣适拟辞职回国，行前向总理衙门毛遂自荐，①表示愿为中国“效劳”，“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②。奕等原已认为“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但因一时缺

② 参阅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年》（1953 年英文版），第 15 页。

③ 1869 年 6 月 30 日赫德致美使劳文罗斯函，见克莱德：《美国对华政策选读》（1940 年英文版），第 96

页。

① 1866 年 2 月 20 日奕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9 卷，第 1 页。参阅同上书，第 96 页。

② 斌椿：《乘槎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

① 徐中约：《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外交史，1858—1880 年》（1960 年英文版第 16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28 页。

乏适当人选，而且考虑到中外交往礼仪上有“为难之处”，所以竟异想天开地决定借用这个美国侵略分子为中国使臣。他们不但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而且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③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总理衙门还怕“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④，又加派英国翻译官柏卓安和法国人税务司德善为左右协理。另外也派了总理衙门的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为交涉大臣，作为点缀。这样组成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充分反映了清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

蒲安臣使团于 1868 年 2 月 25 日自上海启程。先后到达美、英、法、瑞

(典)、丹、荷、普(鲁士)、俄等国。1870 年 2 月 23 日，蒲安臣病死于圣彼

得堡。他死后，使团仍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后于 1870 年 8 月结束了访问，启程回到中国。

按清政府派遣蒲安臣出使的目的，据赫德对美使劳文罗斯所说，是为了“向各有约国说明，中国在试图改变现有情况举办新政时不能不遭遇到的困难，借以培植和保持友好的关系；预请各国忍耐，尽可能地防止使用任何不友好的压力，从中国攫取清政府尚不准备给予的让与；并一般地为这样的一天的来临作好准备，那时中国将不仅听取外国驻京代表的意见，而且将通过一个驻在各国的中国人居间，在各国自己的首都，能对各国政府说话”①。简而言之，就是向各国讨情，对修约不要逼索过甚，其次是为将来派常驻使节铺路。蒲安臣到各国后，表面上似乎为清政府向各国作了些说情工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力图贩卖他为美国利益一向所倡导的所谓“合作政策”(见下一节)。1868 年 12 月，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在和蒲安臣会谈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英国今后对中国将不使用“不友好的压力”，但以中国信守“条约义务”为条件，而且附有必要时仍要使用武力的保留。其实，这原是英国根据其本身利益早已决定的政策②，不过借此机会表明一番而已。至于俄、法等国，由于利益不同，对蒲安臣的建议，都出以冷淡的态度。

清政府在给予蒲安臣的训令中，对他的职权曾作了限制性的规定：“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应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①但是，事实上蒲安臣在接受清政府的任命时，便决心“为我国(按指美国)和文明的利益”②而服务。他对清政府的训令完全不顾，既不与中国官员商量，也不请示清政府，只是假用中国钦差大臣的名义， 遂行其阴谋活动。

1868 年 7 月 28 日，他擅自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亲手拟定的中美《续增条约》(即所谓“蒲安臣条约”)，从而为美国在中国窃取了

③ 同上书，第 26—28 页。

④ 同上书，第 29 页。

① 克莱德：《美国对华政策选读》（英文版），第 96—97 页。

② 参阅帕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英文版），第 4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4 页。

② 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外国》（1912 年英文版），第 89—91 页。

几项重要权益。用西华德的话来说，这个条约实际上“包括了当时美国政府认为极需用修改 1858 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③。自北京条约订立后，拐卖华工的罪恶活动取得了条约的掩护，规模日益扩大。被拐骗的中国劳动人民很大部分被运往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正在大力开发西部， 极需廉价的劳动力。蒲安臣条约第五款规定：“大清国和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其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便利拐骗华工赴美，以供美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蒲安臣条约的另一重要阴谋，就是企图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活动。该约第七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国立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其目的便在于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 借以扩大美国的侵略利益。

蒲安臣和西华德订约完全是越权行为，而这个条约竟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和批准。蒲安臣使团的派遣和蒲安臣条约的订立，进一步说明了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勾结和依赖外国侵略者已达到何等可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