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边疆、邻国侵略的扩大(1885—1894 年)

一 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的签订(1885—1887 年)

1885 年中法越南条款第六款规定：“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地通商章程，应于此约划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以，订约后不久，法国派公使戈可当来华，议订通商章程。法国侵越主要目的之一既是为了通过越南侵入中国西南边省，攫取经济利益，这个通商章程的谈判便清楚地暴露了法国的这种意图。

1885 年 10 月戈可当到中国后和清廷特命全权代表李鸿章开始谈判。戈可当提出了法方所拟的草案二十四款①，其中有多项重大要求都超出条约原订的范围。如条约第五款原订：“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而法方草案则要求“或因贸易较盛，或因开添道路”可以续添，又如第六款原订：“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而草案中则竟要求出入口税都“不得过各口通行税则之半”。法国侵略者就这样在通商口岸和税则两项重大问题上，肆意扩大要求。不但如此，在法方草案中还加入了新的要索，提出要在“通商处所开设制造各厂”，“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境内开矿”，此外还要求准许越南食盐输入中国等。这些要求中，开设工厂和开采矿山两事，又都反映了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输出资本的要求。

对这些苛刻的要求，甚至李鸿章也不敢轻于接受。这时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正蓬勃发展，越南国王也带领了义军继续抗法，并迭挫法兵。①法国在越南遭到严重的困难，使统冶阶层中一部分人甚至不得不考虑放弃北圻。②中国驻法公使许景澄向清政府报告，法政府亟盼和中国的商约界约速成，他建议“界务多争，商务不让，使法为难，则迟早必退”。鉴于这种情势，清政府决定采取所谓“绝不放松一步”③比较强硬的方针，拒绝了法方的种种无理要索。谈判几经反复，延至 1886 年 4 月 25 日才签订了《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在这个通商章程中，戈可当被迫暂时放弃了续添通商口岸、开矿、设厂等要求。关于进出广西、云南边界货物的税则，最后议订，进口税按税则减收 1/5，出口税减收 1/3。这个通商章程虽仍给予法国在西南边省商务中许多特权，但和法国侵略者原来的期望相去甚远，法国政府十分不满，拒绝予以批准。

① 见《清季外交史料》，第 62 卷，第 6—13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 62 卷，第 13、15、1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28 页。

1886 年法国另派恭思当使华。恭思当到中国后，又一再诱胁总理衙门修

改前约，终于使清政府作出更多让步。1887 年 6 月 26 日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将进出口税则再度减低，进口税按税则减收 3/10，出口税减收 4/10； 在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之外，又加开云南的蛮耗一处为通商口岸。此外又准许法国船只在交纳极轻微的每吨银五分的船钞后，可以通过流经中国境内的松吉江和高平河，往来于北越的谅山和高平之间，并且可以运货进入中国。章程中还订明了法国在“中国南境、西南境”享有无条件的片面最惠国待遇， 凡给予他国的任何利益，“法国无庸再议，无不一体照办”。

1886 年和 1887 年的这两个越南边界通商章程都直到 1896 年才经双方互

换批准。但早在 1889 年龙州、蒙自、蛮耗都已先后开放通商。这两个章程给了法国在广西云南两省的特权地位，成为法国侵略者此后在两省发展其“势力范围”的张本。

与商约谈判的同时，中法双方还进行了中越边界的勘界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清政府的代表邓承修对法方的无理要求提出了异议，法国侵略者态度蛮横，以致谈判一度陷于僵局。这时赫德又运用了他的恶势力，据他自己说： “我想办法取得皇帝谕旨，严令中国委员不再生事”①。清廷当时竟也认为： “法办北圻费手，又避弃地之辱，取舍正在为难，若我踰约而争，彼或借口罢议退去，则衅端终归未了。”②为了求得苟安局面，清廷不惜一再下令勘界委员：“越界不必过争，按约速了，勿生衅端为主。”①这样，清政府代表和法方代表在 1885—1887 年间大体上确定了中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