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一 日本的挑衅政策

在甲午中日战争前的数年间，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迅速。1874—1894 的 20 年间，铁的产量从 91.6683 万吨增加那 518.2467 万吨，同一期间输出总额从 1836.4

万元增加到 1.13246 亿元，特别在甲午战争前的 7 年间(1888—1894)，工业

生产的扩大更为显著，工场数从 1,694 家增至 5,985 家，其中使用蒸汽力的

新式工场数尤为突出，从 409 家增加到 1,808 家。①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使其内在的矛盾日益扩大，因而它更急于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谋求出路。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的国际地位也逐渐提高。1888 年， 日本和墨西哥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国家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接着在 1889 年， 又先后和美、德、俄订立了新约，取得了上述各国放弃它们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权的初步协议。1890 年，英国也一变其 20 余年来阻挠日本修约的态度， 同意定期废止它在日本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英国已开始看到，日益强大的日本可能成为它在东方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沙俄的同盟者，因此有意培植和日本的“友谊”。英国对日态度的这种转变，使日本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顾忌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沙俄政府于 1891 年宣布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的一段，这段铁路一旦建成，对于沙俄向朝鲜和中国的满洲进行侵略， 将会起十分重要作用，而这对于日本的侵略计划自是十分不利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日本认为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以达到完全侵占朝鲜的目的，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为了侵占朝鲜，日本在军事上早已进行准备。自 1888 年沙俄和朝鲜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后，日本即准备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①单就弹药一项而论，它所储存的数量到甲午战争前夕，已足以应付一场对华战争而有余。②所以，发动侵朝战争只待制造借口了。

1894 年 3 月发生了所谓“金玉均事件”。金玉均是朝鲜“开化派”领袖之一，甲申政变后逃亡日本，朝鲜政府屡次要求引渡，都为日本政府拒绝。1894 年 3 月，朝鲜政府遣人诱金玉均至上海加以刺杀。事后清政府应朝鲜政

府的请求，根据 1882 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二条的规定，将刺客朝鲜人洪钟宇引渡给朝鲜当局。由于当时上海仁川间无定期商船，清政府又应朝鲜政府请求，派舰将金尸运往朝鲜，一切费用由朝鲜政府负担。这件事原和日本全不相干，而日本侵略者却乘机大事渲染，在国内制造反华反朝空气， 硬说此事是对日本的“侮辱”，企图借此挑起侵朝战争。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对鼓吹侵朝战争的“玄洋社”分子表示，“若能举火，则以后之事为余之任务”①。吐露了日本当局借机挑衅的决心。

这时，朝鲜正在进行着在“东学道”的宗教旗帜下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起义者的口号是“除暴救民”、“逐灭洋倭”，所以这不仅是一次反对本国封建主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斗争。这一农民战争以

① 以上数字见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三联书店 1949 年版，第 296—297 页。

① 普累：《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1915 年英文版），第 36 页。

② 同上书，第 44 页。

1894 年 1 月全罗道古阜郡农民的暴动而开始，迅速地得到各地农民的响应，

到 1894 年 3—4 月间已几乎席卷了朝鲜全国。日本侵略者即企图利用这个局势，来达到自己的掠夺目的。尽管起义者以“逐灭洋倭”为号召，玄洋社的“浪人”在日本军事当局的鼓动下，组织了所谓“天佑侠”，于 6 月杪派 15 人到朝鲜，以帮助东学道为名，企图使朝鲜农民斗争的锋芒转向袁世凯所代表的清政府势力，为日本的挑衅政策服务。

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东学道起义，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894 年 5 月 31 日， 全州被起义军攻占。6 月 3 日，朝鲜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求援。袁世凯本来早有意由清政府出兵代朝鲜镇压革命，但顾虑到日本会乘机干涉。在日本方面， 则料到朝鲜当局或将请援于中国，准备乘中国出兵机会，向中国实行挑衅。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一再假意对袁表示，日本盼中国“速代韩戡”①，并说日本政府“必无他意”②，以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因此认为日本“重在商民， 似无他意”③。同时，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向清政府报告，日本国内党争正烈， 决无对外生事能力。④李鸿章根据袁汪两人的报告，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求援书后，即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并于 6 月 7 日按照 1885 年《天津条约》的规定通

知日本。6 月 9—12 日间，中国军队 2,000 余人先后到达朝鲜的牙山。这样， 清政府为了急于镇压朝鲜人民的革命运动，便上了日本的圈套。

日本政府于 1894 年 6 月 2 日即接获驻朝使馆的报告，知道朝鲜政府已决定请援于中国，当天阁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在外交方面，首相伊藤和外相陆奥商定“务取被动者之地位，而使清国为主动者”， “务避去发生第三国之关系为最要者”⑤的方针。在军事上则决定一切要先发制人。⑥所以，6 月 2 日阁议后，日本即准备动员为数七八千人的巨大兵力， 6 月 5 日更成立所谓大本营，完全作好了战争准备。同时，为了占军事的先着，根本不待清政府出兵的通知，即以护送大鸟公使返任为名，派海军陆战队三四百人随大鸟先行，于 6 月 10 日入驻朝鲜京城。随后又续派大军前往朝

鲜，到 6 月 16 日日军开抵朝鲜已达 4,500 人左右，人数倍于华军。这些措施说明了日本的挑衅决心。

日本在军事上既已部署就绪，在外交上便步步进逼地进行寻衅。日本政府于 1894 年 6 月 7 日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即通知清政府日本也准备出兵朝鲜，并对清政府照会中所称“保护属邦”一语，表示抗议，声明日本否认朝鲜为中国“属邦”，这是日本在外交上向中国寻衅的第一步。清政府在接到日本出兵照会后，虽觉事出意料，但犹不知日本挑衅决心，只表示希望日本出兵不必太多，日军不要进入朝鲜内地。对此，日本的答复则是，日本的出兵朝鲜系根据 1882 年《仁川条约》上的所谓“权利”，并悍然声称：“又关于出兵事件，除遵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我政府唯行其所好而已，故关于其军队之多少及进退动止，毫无受清国政府掣肘之理”①，完全是一派挑衅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949、954 件，第 13 卷，第 7、8 页。

② 同上书，第 7 页。

③ 同上书，第 8 页。

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陆奥宗光：《蹇蹇录》译本），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5 页。

⑤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 4 页。

⑥ 同上书，第 11 页。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2 卷，第 22 页。

的口吻。但大鸟带兵进驻京城后，发现局势意外平静，东学道的起义基本上已被朝鲜政府用欺骗性的“招抚”办法镇压下去。日军的进驻汉城已招致各国使领侨民的怀疑，因此大鸟认为日本如再继续派大军前来，恐将引起各国的干涉。根据日本政府避免与第三国发生重大外交纠纷的方针，1894 年 6 月16 日，大鸟和袁世凯成立了中日共同撤兵的谅解。在清政府方面，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以为日本果无他意，双方撤兵便可了事，因此立即停止续派军队，并令已经开抵朝鲜的叶志超和聂士成部队，调回牙山，整装待归。但是，日本政府在接到大鸟的报告后，非但不批准撤兵的建议，反令他向朝鲜政府提议，用日本军队镇压东学道，作为大军进驻的借口。日本侵略者决心要贯彻对中国的挑衅政策，在外交上当然决不可能再维持“被动者的地位”。1894 年 6 月 14 日，日本内阁决议，向中国提出中日共同镇压朝鲜内乱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所谓改革朝鲜内政，其目的如陆奥所供认：“余借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成其破裂之机， 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①同时，日本政府训令大鸟，派员赴朝鲜各地调查实况，“而此调查务令缓慢，须作成故含与和平状态相反之报告”②，作为拒绝撤兵的借口。6 月 21 日，清政府对日本提出答复，指出朝鲜的“变乱”已平，中日共同镇压已无此需要；至于朝鲜之改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内政之权”③；根据 1885 年《天津条约》，“变乱”已平，双方应即撤兵。日本的目的原在挑衅，早知中国不能接受，正要引为借口，所以，在接到清政府的复文后，于 6 月 22 日立即发出陆奥所称的对中国“第一次绝交书”，蛮横地声明日本决不撤兵。

日本的下一挑衅步骤，是直接胁迫朝鲜政府背华投日，充当日本对中国挑衅的工具。为此目的，日本认为在两个问题上可作文章，一是中朝“宗属” 问题，二是所谓朝鲜内政改革问题。大鸟认为利用第一个问题挑衅更为简捷而有把握，1894 年 6 月 28 日，即按照预定计划首先质问朝鲜政府是否同意

清政府 6 月 7 日给日本的照会中所说的“保护属邦”四字，并限期一天答复。朝鲜政府在日使威胁下，只得答称朝鲜尊重日朝《江华条约》，请中国援助系行使自己之权利。这时，日本政府已决定放弃中朝“宗属”问题，而专就所谓改革内政问题进行挑衅。因为日本侵略者考虑到，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向为各国所默认，而且“陈腐不足动听”④，而以“改革内政”问题为借口，在外交上较利于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情。7 月 3 日，日本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方案五条，内容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制、财政、法律、兵备，教育， 并要求朝鲜国王任命大员和日方协商细目。朝鲜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只得任命大员 15 人和日方进行协商。日本又提出详细方案，包括向朝鲜勒索建铁路、架电线种种特权的条件，限期执行。朝鲜政府婉辞加以拒绝，日本便乘机翻脸。7 月 17 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蛮横地声明：“今后我政府当唯我利害是视，欲以独力执其手段。”①日本侵略者外交上的挑衅手段至此可说已使用到了尽头。

①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 21 页。

② 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 176 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2 卷，第 27—28 页。

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 54—55 页。

① 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 1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