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中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和矛盾

义和团既打着鲜明的反帝旗帜，并以实际行动展开了对外国教会教士的斗争，因而就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反对。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革命要求从来不可能给以充分的估计，它们起初以为义和团运动终将虎头蛇尾地消沉下去②。英国公使窦讷乐甚至主观地臆断：“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任何

① 义和团告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 506 页。

②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见同上书，第 507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1 册，第 112 页。

④ 同上。

⑤ 义和团揭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508—509 页。

⑥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⑦ 转引自《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35 页。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35 页。

② 赫德：《中国通讯文集》（1901 年英文版），第 2—3 页。

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③，荒谬地把中国人民这一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歪曲为农民因天灾而发生的“骚动”。根据这样的估计，帝国主义以为只要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相信清政府就不难将这一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从 1899

年 2 月起，美国公使康格就不断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镇压山东人民的仇教活动。接着英、德公使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样的要求。

清政府对待人民革命运动一贯是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特别对涉及帝国主义的人民反洋教斗争，更曾三令五申地要严加取缔。1898 年“曹州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曾给各省督抚连下几道谕旨，严令“实力保护”教堂，“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①。义和团运动初起时，山东巡抚张汝梅也曾极力“弹压”，但“弹压”无效，只得“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 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②。然而义和团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反帝活动。1899 年 4 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不断抗议的压力下，调著名屠夫毓贤为山东巡抚， 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在日益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这个以擅长杀人而出名的屠夫，也无能为力，只得采取“绥靖”手段，利用西太后当时令各省办理团练的谕旨，袭用张汝梅的故技，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帝国主义对毓贤的“镇压不力”感到不满。1899 年 12 月，美国公使康格悍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另派一个更强有力的人去代替他。清政府于是又改派更大的刽子手袁世凯去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对山东境内的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忠实地执行了中外主子的意旨。12 月 30 日在肥城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卜鲁克斯被杀案，清政府立即命袁世凯“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袁世凯逮捕了多人，将其中二人处死，其余的也分别判刑；此外又赔银九千两和空地五亩，为教会建堂，再以银五百两竖立一座“纪念碑”。不但如此， 西太后和光绪帝还写信给英使对卜鲁克斯之死表示遗憾。③

所以，直到 1900 年初，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是合作无间的。帝国主义有所要求，清政府无不遵从。尽管如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血腥的镇压终也扑灭不了人民的革命火焰。在袁世凯的屠杀政策下，义和团在山东境内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的损折，但革命的火焰已在各地燃烧起来。1900 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声势日益浩大。帝国主义把这种形势归罪于清政府的镇压不力，它们认为“只要中国当局决心要解决它(义和团)，他们是能够很容易马上做到的”①，因此更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各国公使议决要求清政府颁布谕旨一道，取缔义和团、大刀会及任何会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于 1900 年 1 月 12 日对各省督抚发出一道谕旨，命令他们“严拿惩办”“会匪”，但同时指出对“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②，须区别对待。这和帝国主义原来的要求显然不完全符合。

③ 1900 年 5 月 21 日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转引自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63 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 133 卷，第 1 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50 年版，第 15—16 页。

① 1900 年 6 月 1 日柔克义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转引自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 年》，

第 218 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56 页。

清政府这时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开始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驯顺的姿态，这是因为当权的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由于所谓“废立”问题，旧有的矛盾又有了一些发展。自甲午战争后，清朝宫廷中帝后争权的斗争日益表面化，光绪帝想借维新派的力量从西太后手中夺回政权，因而有 1898 年的“百日维新”。维新派密商袁世凯，想依靠袁世凯所掌握的新军武装力量，举行政变，迫西太后交出政权，但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被西太后幽禁，大权复落在西太后手中。在这一帝后争权的斗争中，英日帝国主义暗中支持帝党，希望以一个亲英亲日的帝党政府代替亲俄的后党政府。英教士李提摩太在“变法”中曾参与谋划，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康有为也有密切联系。“变法”失败后， 英国和日本又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出北京，并予庇护。所以，从那时起， 在清政府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即存在有芥蒂。后党虽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对光绪帝仍不放心，进一步要实行谋害，宣布皇帝病重。公使团派人频频探询病况，英使窦讷乐并警告总理衙门：“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了， 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①后来英使建议派法国医官入宫诊断，谋害之计终不得实现，于是后党又谋废立。1900 年 1 月 24 日诏立端王载漪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 月 31 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清廷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入宫庆贺，又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后党因此对外国衔恨更深。这时他们对义和团既无力镇压，又见到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所以开始想用“抚”的办法以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利用义和团来对帝国主义泄忿，因此对帝国主义提出的镇压义和团的种种要求，就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顺从的倾向。

对于清政府 1900 年 1 月 12 日所颁布的“上谕”，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都表示不满，他们要求清政府在《京报》上明令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总理衙门答复说，已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公告取缔，不允在《京报》上公布“上谕”。各国公使于是便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同时各自建议它们本国政府派舰到大沽口示威。4 月 12 日，英意舰各二艘、美法舰各一艘开到大沽示威。清政府又终于屈服，4 月 14 日在《京报》上登载了命令直隶总督取缔义和团的“上谕”。帝国主义对此表示满意，英使窦讷乐认为：“中央政府终于开始表现了镇压这一反基督教团体的真正的愿望。”①

但是，尽管清政府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义和团的势力在直隶境内仍继续发展。1900 年 3 月，“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 4 月，“直隶北境几乎随处皆有，应募入会者实繁有徒”。②5 月 20 日，义和团在涞水大败清军，声势更为浩大。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又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5 月 21 日，外交团向总理衙门提出镇压义和团的具体措施，要求立即答复。这些措施是：(1)拘办拳民练团纠党传布揭帖；(2)拳民聚会之处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处；(4)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5)将纵拳之人尽行诛戮；(6)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5 月 24 日总理衙门答复外交团，允即“剿办”并“严禁该会”，但外交团对这个答复不满意，决定以“保卫使馆”为

① 1898 年 10 月 13 日窦讷乐致英外交大臣函，见王崇武译：《英国文件》，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

法》，第 3 册，第 533 页。

①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 年》，第 1079—1081 页。

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45 页。

名派兵入京。虽然总理衙门于 5 月 27 日完全接受了外交团的要求，表示即将

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但英、美、俄、法、日、意六国卫队 350 人仍于

1. 月 31 日开到北京。同时七国军舰 16 艘云集大沽口外示威。6 月 6 日，大沽口洋兵登陆开到天津租界。帝国主义这些武力威胁的行动，使后党发生猜疑， 害怕它们有用武力扶助光绪帝的企图。

与此同时，义和团的势力不断发展，6 月初已进入到京津地区。1900 年 6 月 6 日，清廷派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到涿州去察看义和团的虚实。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当权派，妄想以“宣抚”的手段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实现他们篡夺帝位的阴谋。刚、赵二人回来复命，都力陈义和团可恃，请清廷把义和团收编为军队。在这些人的包围和影响卞，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迫于形势，为了应付眼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也只得将计就计，采取了表面上和义和团妥协的姿态。6 月 10 日， 清廷下令派端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6 月 11 日，董福祥的甘军在义和团的影响下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局势愈不可收拾，西太后不得已于 13 日默许京外义和团入城。后来她对人曾供认说：“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等)，稳住了众心，一方面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①

但是，这个狡猾老练的统治阶级首领，虽然对外国干涉她的废立计划深感不满，但看到革命人民是对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所以，尽管形势迫使她对义和团不得不作出让步，她仍“执定不同洋人破脸”②的政策，暗中在策划对付义和团。义和团入城后，搜杀“教民”，焚燬洋货店，延烧市房数千间， 剥夺了贵族、官吏的威权，神坛成为政权机关，使她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她一面频频下令对义和团实行弹压，一面于 1900 年 6 月

15 日召洋务派李鸿章、袁世凯“酌带所部迅速来京”，企图用洋务派的力量来贯彻她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一贯路线。

在帝国主义方面，它们看到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失败，决心进行武装干涉。6 月 5 日，总理衙门官员向英使窦讷乐表示，太后受顽固分子的包围，总理

衙门已无能为力。③1900 年 6 月 10 日，各国军队 1800 余人，在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下，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16 日，各国海军司令向大沽炮台守军提出最后通牒，限 17 日午夜 2 时前交出炮台。17 日，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发动了对中国领土不宣而战的武装进攻。

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干涉的同时，也觉察到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妥协是迫不得已的。60 年来侵略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相信清政府终还是它们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同盟者。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也夫就曾对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表示，相信西太后“摆脱了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们)的控制后，她一定愿意听从较稳健的意见。”①因此，各国海军司令在攻下大沽炮台后，于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 3 册，第 438 页。

② 同上。

③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 323 页。

① 1900 年 6 月 13 日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致英外相索士伯里电，见《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 年》，

第 1087 页。

1900 年 6 月 20 日照会各省督抚声明：“所有动兵用械，只为弹压义和拳匪， 及所有拦阻我军等驰往北京救援本国人等。”②这个声明的用意是要表明，帝国主义进攻的对象是革命人民，而不是清政府，并且暗示清政府对联军的进攻不得抵抗。

在大沽炮台失陷的同日，端王载漪伪造外交团照会一件，通过江苏粮道罗嘉杰交给西太后的亲信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进呈。照会中要求四事：(1) 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 废大阿哥。这个照会中最后一点特别使西太后感到非常震动，据说她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狂怒。当天，西太后召集了御前会议，宣布此事，并表示要和各国开战的意思。但会议并未作出最后决定，只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 并派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和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三人，往各国使馆， “谕以利害”，如要开衅，请他们下旗回国。①徐用仪等三人都是主和的投降派，西太后指定要他们去使馆传讯，可见她仍有意和洋人妥协。徐用仪等果然并未执行她的表面命令，他们在和英使会见时，只表示歉意并保证恢复秩序，实际上是进行了求和活动。②6 月 18 日，西太后又召集御前会议，仍然是“筹议和战”，没有作出决定。19 日大沽失陷的消息报到。帝国主义既已发动了武装进攻，摆在清政府面前只有或战或降两条路。降就必须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和义和团决裂，并对之实行武装镇压，但这在当时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包围下，必是自取灭亡。因此，对清政府来说，不如借对外战争煽动义和团的排外心理，一面驱使义和团集中全力对外，一面并可假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义和团的力量。虽然这样做必然会激怒帝国主义，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 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政策。而且以载漪为首的一派更希望借机实现他们的“废立”计划，他们的打算是：“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③所以，在 6 月 19 日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终于决定了对外“宣战”。6 月 20 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军队得讯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形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6 月21 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的“上谕”。

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 22 卷，第 41 页。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 1 册，第 49 页。

② 据英使报告，见谭春霖：《义和团之祸》（1955 年英文版），第 108 页。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 1 册，第 50 页。